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研究/古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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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排他的，这是生物的本能。互爱的双方都有一种占有欲和归缩感，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这是中国人的夫妻感情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传统婚姻理念，更是大多数婚姻状况和主流家庭的现实反映。但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西方人的“性自由”对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形成冲击，原有的夫权思想和一夫多妻制恶习与西方“性开放”一拍即合，“包二奶”、重婚、第三者插足等现象遂成蔓延之势，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因之，夫妻互相忠诚的一般民间理念，迅速上升为国家立法规定，以巩固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而夫妻忠诚协议这种夫妻间的自愿契约逐步出现，作为约束夫妻双方的有形与无形的力量，试图将夫妻捆绑在一起，以防止夫妻感情上的壁垒出现并力防家庭之解体。本文旨在通过对夫妻忠诚协议之解析，求证其法律效力，为基层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实务参考。

　　一，夫妻忠诚义务进入婚姻立法的社会意义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未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首次在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所谓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要是指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于对方，互相尊重人格，不应有婚外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这种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夫妻间忠诚义务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第一，夫妻忠诚义务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固有的性本能，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基础，性生活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第二，夫妻忠诚义务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表现。一夫一妻制要求人的性要求通过合法婚姻得到满足，任何人与配偶以外之异性发生性关系即是对一夫一妻制之违反。第三，夫妻互相忠诚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因为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与夫妻是否相互忠诚十分相关。第四，夫妻的相互忠诚能保证子女血缘清白，对于防止近亲结婚和避免发生乱伦十分必要，而且多重性关系乃至不洁性生活的后果，将危及配偶及后代，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1]

　　基于上列分析，夫妻忠诚义务写入婚姻立法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一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以家庭为细胞，家庭以婚姻为纽带，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感情以互爱为前提。[2]在我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活单位，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夫妻忠诚义务入法的根本意义，旨在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发挥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作用，以家庭稳保障和促进社会稳。

　　二是，夫妻忠诚义务入法对于维系夫妻感情，约束夫妻性行为，防止婚姻解体有着重要意义。据相关媒体报道，仅2011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之于2010年同期增长17.1%，创历史最高记录。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其中大城市的离婚率更是遥遥领先。[3]在笔者看来，婚姻如同“围城”，里面的人想打出去，外面的人想冲进来，于是发生了婚姻保卫战。其实，这样的战争没有赢者，只有灵魂的泄露。中华民族传统保守的婚姻教义抑、观点和道德，没有什么不好。家中有女人，“安”也；家中有男人“宁”也；在家中玩火，“灾也”！夫妻恩爱乃家庭之不朽堡垒，夫妻相互忠诚乃感情之铜墙铁壁。[4]

　　三是，夫妻相互忠诚是社会诚信体系在婚姻结构中的体现和反映。构筑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进步的标志，是一个持久的宏大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和努力。而夫妻作为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维护家庭稳定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她）们之间不讲诚信，不尽忠实义务，则在这个社会细胞的家庭中无法建立诚信，更无法教育子女讲诚信，如果众多家庭皆无诚信可言，将导致整个社会混乱无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之构建。可以认为，作为至爱者的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忠诚，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的交往难有诚信可言。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之争与司法之为

　　所谓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基于婚姻法上夫妻忠诚义务之规定，双方自愿签定相互忠诚的契约，约定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权或支付违约赔偿金的违约惩罚性合同。[5]因夫妻一方不忠而丧失财产所有权或支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的夫妻忠诚协议，自司法介入之后，便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6]其实，在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修改婚姻法时，对于夫妻忠实义务应否作为新增内容写进修改决定，一直存在争议。而当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新增内容写入婚姻法之后，面对社会生活中夫妻忠诚协议不断出现之时，法学理论界又始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要的对立性观点。肯定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7]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8]否定说认为，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9]《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10]

　　上列系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理论之争。但主流观点是认定夫妻忠诚协议之效力，认为此种协议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11]而就司法实务的基本走向看，各地法院倾向于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有效，且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获得良好统一。案例一：2003年初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令男方因违反“夫妻忠诚协议”赔偿女方30万元，开创了法律作用于婚外性行为的先河之后，不少法院纷纷效仿。[12]该案的裁判理由为：双方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也没有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13]案例二：2004年12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女方因男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而支付的“空床费”4200元。[14]该判决认为。女方提出空床费4200元的主张，由于该笔费用是指女方与被告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不尽陪伴义务，给予一定补偿的费用，名为空床费，实为补偿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约定，依法应当予以支持。[15]除上列两例外，还有相关法院关于为挽救婚姻在夫妻忠诚协议中写明“如果离婚8套房屋算妻子个人财产”予以司法确认的，有依据夫妻忠诚协议判令男方支付女方精神损害赔偿金101万元的。[16]当然，也有法院对夫妻忠诚协议作否定表示不予认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但比较少见，总的趋势和走向是积极认同协议效力。

　　三，夫妻忠诚协议司法取舍之利弊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待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上，理论界出现肯定论与否定说两大主要争点，而实务界也出现认定效力和否定效力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法，但《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发布的贯彻执行婚姻法的三个司法解释均未涉及，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争议越趋激烈，而实务界的操作仍不统一。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的相关业务部门的态度是明确的，倾向于应当认定，全国大多数法院的司法判决表明应当认定的倾向明显。因此，一方面，最高审判机关应加强业务导向指引，并应注重总结司法审判经验，在比较成熟之时作出司法解释进行统一。另一方面，各地法院应注重信息交流，加强请示报告，为司法解释的出台积累审判经验。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势；

　　第一，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夫妻忠诚协议源自于《婚姻法》总则的规定，夫妻之间的忠诚常识上升为婚姻立法的忠诚义务。因此，夫妻间签订忠诚协议，正是夫妻间法定的忠诚义务的具体体现，本质上契合于我国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否认这种协议效力，在裁判理由上很难对《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忠诚义务”的法律规定作出正面阐释，也与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悖。

　　第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婚姻的本质属性。中国人的“易得者田地，难得者兄弟，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的传统亲情观念世代相传，而且夫妻之结合属于人世间男女异性的至爱结合，这种至爱表明最为信得过的异性以终身相许，主体的自愿性深刻反映了婚姻的契约性。正是为了保证这种自愿结合的终身相许，使之长久不变，初衷不改，于是夫妻间自愿协商签订忠诚协议，约束双方行为，违约必惩，守约获赔。这种自律性协议，按照民商审判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人民法院没理由不承认其效力。

　　第三，认定夫妻忠诚协议，是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的现实需要。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这个30年的社会大跨度中，中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历史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比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时期的痛苦经历，患难见真情，夫妻和睦，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但从“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情况发生变化，全国离婚率逐年增高，而婚外性行为打破了原有平衡，移情别恋促进了婚姻解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就是兑现夫妻约定的违约赔偿责任，慰藉守约方，惩罚违约方，如果否定忠诚协议，岂不黑白不分，助纣为虐吗！

　　当然，笔者认为在总体走向上承认忠诚协议效力，并不必然排除某些个案中约定违法之效力。比如夫妻忠诚协议约定不许离婚，终身厮守等限制婚姻自由等权利的协议，自然不在承认之列。只要不属于限制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等正当权利，不剥夺夫妻间法律允许的权利行使，其协议效力应予认定，以最大限度地慰藉遵守约定的一方，制裁违反约定的一方，是非分明，张扬正义，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 参见同心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婚姻法新释与例解》第56-57页

[2] 王维永：《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妇女维权工作》，2005年11月5日在奉节县妇女干部培训会上的讲话

[3] 参见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6日《中国式离婚：期待下一站的幸福》（人民法院报记者梅贤明、通讯员构建玲）

[4] 王维永：《现代婚姻保卫战中的“感情壁垒》，重庆法院网Cqfy•chinacourtorg，2011年10月12日访问

[5] 吴晓芳：《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专辑》第55页（第十六问答）

[6] 何晓航、何志：《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第54页

[7] 李明瞬：《好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8] 同注释[5]

在全国开展反规避执行的大环境下，基于在被追加执行的配偶与申请执行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思考。笔者认为立法者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留给了司法实践者多大的利益平衡空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也是寻找一个利益平衡作为一种司法价值目标的问题。综上所述，为迈出追加配偶执行的困惑之门，使该项制度能更好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对权益进行平衡和完善：
一、完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设定虚假诉讼司法阻却机制。

1、界定债权人的举证责任，保障被追加配偶的合法权益。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省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按照该指导意见，夫妻一方除一般家事代理范围内的债务以及两个例外规定外，都应认定为个人债务。而在审判实务中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原则上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改推定共同债务为推定个人债务，由债权人对借款人超出家事代理权范围的债务构成表见代理承担连带责任，从而达到保护夫妻一方，遏制虚假诉讼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该指导意见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甚弱，要求出借人证明借款人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或者举证证明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同样对债权人比较苛刻。所以导致司法实践中，另一类虚假诉讼即夫妻恶意串通诈害债权人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受浙江省高院司法探索的启发，笔者认为，为预防离婚一方虚构或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进行修改，对婚姻当事人和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为保证举证责任分配反映实体法的公平正义精神，司法制度在设定举证责任时，应当让更接近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其集中表现即是从制度设计上预防两个虚假诉讼的发生。”对于是否构成家事代理权的举证责任，应由申请执行人承担，因其较夫妻中未举债一方更熟悉债务情况，以平衡第三人交易安全与夫妻人格自由财产独立。

具体而言，夫妻中未举债一方只要能证明讼争个人债务不是基于上述有权家事代理所产生，其举证责任即告完成。债权人必须就相信是其夫妻双方的合意的理由进行举证：主观上，未实施行为的夫妻一方是否曾就该行为作过允诺；客观上，形成债务所得的财产是否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如果构成表见代理，即使该债务实际上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对债权人有连带清偿责任。对于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的债务，则作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

2、在被执行人主张共同债务的案件中，由被执行人负举证责任。为预防夫妻恶意串通诈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案件的发生，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以一方名义所负债务就都是共同债务，这无疑是过分强调了债权人的利益而抹杀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独立。尤其是，夫妻一方所负的非法债务，如赌债等，配偶往往一无所知，自然无偿还的义务。《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但书规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一方为逃避债务，将个人债务用夫妻共同财产甚至对方个人财产来偿还或者防止恶意举债损害配偶权益。

然而，既然夫妻一方有意为此，其必然不会让配偶知晓该债务具体情况，相对方举证的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该配偶的权益，不利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因此，由被执行人举证证明债务系用于家庭生活所需，符合公平正义的举证原则。

二、把握夫妻个人债务的认定标准，规范追加实践的衡定指向。

如上文提到的，家事代理权是一种当然代理权，即无需事先取得配偶的授权，事后也无需征得配偶的追认。所以，家事代理必须限定在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否则，夫妻一方往往会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所以《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根据婚姻的共同目的性将该行为分为日常生活需要（家庭事务）行为和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是较为合理的。如果要在追加实践中，设定“正义阀门”，以彰显司法正义，那么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能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就看该笔债务是否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所需或成立表见代理。

一般而言，区分夫妻共同债务时的可采用以下两个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虽然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三、秉承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合理设定追加实践的执行底线。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之初衷是防止夫妻双方串通逃避债务。然而，“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夫妻离婚是因为配偶不满于被执行人的胡作非为或恶性难改（吸毒、赌博等）才离婚的。双方离婚时，已无什么财产，让配偶以有限的财产偿还无限的债务显然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产生，源于家事代理的有效性，其担保则来源于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当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共同债务时，夫或妻理应因此免责，即不应当将之后的个人财产用于清偿共同债务。离婚后，若共同财产已经用于清偿共同债务，夫或者妻应因此免责。因此，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债务转化为共同债务后，债务人的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其实际接受财产或受益的范围内。”

“《瑞士民法典》 已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立法例。“《瑞士民法典》第193条规定：（1）配偶一方或夫妻双方的债权人对某财产可提出清偿请求的，该财产不得因夫妻财产制的设定或变更，或因夫妻财产权的分割而解脱被清偿的责任。（2）前款之财产已转移于配偶一方的，该配偶人须偿还债务，但对其能证明所受领之财产不足债务的部分，可免除其偿还的责任。”上述规定既明确了夫妻双方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又同时规定了配偶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负偿还债务责任，平衡了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畅通权利人的救济渠道，设定完善相对人异议之诉。

无权利即无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权利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时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通过外力解决的资格。追加被执行人程序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债权实现手段，在保障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同时，亦必须保障被追加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要实现对所有执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毕竟属于实体私权范围，对于在民事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来说，执行机构虽然有权以非诉（异议）的形式予以解决，但必须在保障当事人对在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享有诉权的前提下行使。这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中已有充分体现：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由于债权人进行强制执行程序，其权利受到侵害者，既可以依其法向执行法院声明异议获得救济，也可以同时利用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或另行起诉的方法，主张其实体法上的权利，以获得对抗债权人的胜诉判决。

虽然我国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执行异议之诉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一制度仅适用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而提出不同意见，对于执行当事人权利受侵犯的情况则无相应的救济措施。然而，在执行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侵害执行当事人尤其是被追加被执行人权益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虽然不排除执行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但应该说执行工作自身的特点已决定了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异议之诉制度，进一步扩大可提起异议之诉的主体范围，允许执行当事人（债权人和债务人）特别是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提起异议之诉，以给予他们充分的救济。

在当前背景下，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任务艰巨，意义重大，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追加配偶执行作为执行工作的一项制度应当在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和服务科学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