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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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266号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浙江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依照《条例》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职责，协调、处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下同）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等组织应当配合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烟花爆竹生产和经营等活动中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依法查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组织销毁、处置没收的烟花爆竹和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出入境检验检疫、教育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企业和焰火晚会、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责，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烟花爆竹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当对举报事项进行登记、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举报人。接到举报的单位应当对举报人予以保密。
　　第八条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和运输企业以及焰火晚会、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燃放作业单位，应当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岗位技术培训和安全与法制教育。
　　村（居）民委员会、中小学校等组织和单位应当加强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公益性宣传工作。
　　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作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九条鼓励、支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用提高安全程度和提升行业整体水平的新工艺、新配方和新技术；鼓励、支持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开发安全、环保的烟花爆竹替代产品。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需要转产转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
　　第二章生产安全
　　第十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生产活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进行技术改造或者新建、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场所的，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办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需要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提出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从事药物混合等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必须经设区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第十二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加强对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原材料及其半成品和成品的安全管理，建立购买、领用、销售登记制度。发现丢失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将含有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危险物品的烟花爆竹半成品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再加工；
　　（二）购买烟花爆竹带药半成品进行再加工；
　　（三）将烟花爆竹生产作业流程中的危险工序以承包、租赁、联营等方式分散、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加工。
　　第十四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烟花爆竹生产区域、成品和原材料仓库以及燃放试验场地设置安全保护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当在烟花爆竹的包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志。
　　第三章经营安全
　　第十五条烟花爆竹批发和零售的经营网点，按照总量控制、保障安全、合理布局的原则布设。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网点的布设，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的布设，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征求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设置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应当与加油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场所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最近距离不得少于100米；与车站、码头、商品交易市场、学校、幼儿园、老年活动室、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场所的安全距离，不得少于50米。国家对安全距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烟花爆竹零售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专柜应当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保持通道畅通。
　　烟花爆竹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种类和限制存放数量，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存放场所的面积以及安全条件，在《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上载明，具体标准由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不得违反《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载明的烟花爆炸种类和限制存放数量的规定存放烟花爆竹。
　　第十七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申请取得的《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申请取得的《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2年，具体期限由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需要延续许可证有效期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禁止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十八条生产或者经营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配送或者销售烟花爆竹。
　　第十九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烟花爆竹配送能力；配送车辆应当是封闭的厢式货车，并标明安全警示标志。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销售的烟花爆竹，应当由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统一配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不再经营的，未销售的烟花爆竹由配送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负责收回。
　　第二十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严把烟花爆竹进货质量关，并在核准的地点经营，不得供应和销售非法生产、经营以及质量不合格的烟花爆竹；不得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应当对供应、销售的烟花爆竹产品质量负责；因供应、销售不合格的烟花爆竹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对销售的烟花爆竹包装箱粘贴登记标签、烟花爆竹产品粘贴产品标签，确保生产和销售产品可有效追溯。
　　前款规定的登记标签和产品标签式样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应当使用本省统一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文本，并在购销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将购销合同副本报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收到报备的购销合同后，应当予以备案登记。
　　第二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烟花爆竹生产、采购、销售档案，如实记录烟花爆竹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保质期和销售时间、购买单位等内容，并留存2年备查。
　　第四章运输和燃放安全
　　第二十四条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当依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运达地县（市、区）公安部门申请办理《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经由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烟花爆竹的，依照铁路、水路、航空运输安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禁止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承运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规定，按照县（市、区）公安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不得同时搭载其他货物和人员。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飞机、火车、汽车、轨道交通、客轮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邮寄烟花爆竹或者在托运、邮寄的物品中夹带烟花爆竹。
　　第二十六条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院；
　　（六）山林、草原等重点防火区；
　　（七）商品交易市场。
　　除前款规定以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规格。
　　第二十七条公安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在《条例》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在警示标志上载明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的地点和时间，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燃放烟花爆竹的警示标志。
　　第二十八条村（居）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等组织，可以通过公约等形式，按照本办法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约定本区域内燃放的烟花爆竹种类、规格和燃放的时间、地点，并做好燃放安全提醒和防范工作。
　　第二十九条单位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向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烟花爆竹经营者购买，并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存放和燃放。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加强监护。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非专业燃放人员不得燃放。
　　第三十条举办焰火晚会和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按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相应的公安部门申请办理《焰火燃放许可证》；未取得《焰火燃放许可证》的，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和经许可的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作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燃放等活动的监督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成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情况书面记录并签名，存档备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等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依法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实施烟花爆竹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和产品存放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三）查阅和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和违法生产、经营、存放、运输、燃放的产品。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查封、扣押的期限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的，被查封的物品视为解除查封，被扣押的物品应当立即退还。
　　第三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其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条例》规定，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定安全评价机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经营者指定供货单位。
　　第三十五条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等活动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资格，独立、公正地开展业务活动，并对出具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违反规定收取费用。
　　第三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审核烟花爆竹行政许可申请时，应当分别对生产经营场所和焰火燃放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实地勘察，对勘察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第三十七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应当分类专库储存烟花爆竹，专人专职负责看守，不得在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的设计、布局、结构、安全距离、储存数量、储存方式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仓库四周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烟花爆竹储存仓库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对没收的烟花爆竹和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以及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妥善封存，及时告知公安部门，不得自行组织销毁、处置。公安部门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90日内组织销毁、处置。
　　没收和无主的烟花爆竹，其销毁、处置所需的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生产经营单位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和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其销毁、处置所需的费用由生产经营单位负担。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收费或者摊派费用的；
　　（三）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指定安全评价机构或者为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零售经营者指定供货单位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未依法予以处理的;
　　(五)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已经建立的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原材料及其半成品和成品的购买、领用、销售登记制度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将含有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危险物品的烟花爆竹半成品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再加工的；
　　（二）购买烟花爆竹带药半成品进行再加工的；
　　（三）将烟花爆竹生产作业流程中的危险工序以承包、租赁、联营等方式分散、转移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加工的。
　　第四十四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存放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租、出借、转让《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别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假冒、伪造、变造《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分别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收缴假冒、伪造、变造的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向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配送或者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零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在核准的地点以外经营烟花爆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销售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向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第四十八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对销售的烟花爆竹包装箱粘贴登记标签、烟花爆竹产品粘贴产品标签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使用本省统一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文本，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将购销合同副本报备案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批发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建立烟花爆竹生产、采购、销售档案或者未按规定留存备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时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燃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种类、规格的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可以对个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破坏、损坏烟花爆竹燃放警示标志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可以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分类专库储存烟花爆竹的；
　　（二）在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的；
　　（三）未在烟花爆竹仓库四周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弃置的废旧烟花爆竹和超过有效期的烟花爆竹自行组织销毁、处置的，由公安部门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七条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从成文法的构成看司法法治主义下的审判逻辑
雷新勇 钱 晖

[论文概要] 司法法治主义要求司法审判必须依法进行，绝不能超越法律之外，这是法治从宏观上对现代司法审判逻辑的规定。从微观上，司法法治主义要求以法律规范模式为主要裁判模式。法官审判案件有三个重要内容，对法律规范的认知，对案件事实的构建，将客观事实解释为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与法律规范模式相比，法律原则裁判模式有其独特的逻辑。了解审判在微观上的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审判过程和把握好案件的审理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审判逻辑 法律规范 法律原则 事实



法制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正在我国波澜壮阔地展开，这一进程需要一系列现代法治理念来支撑和指导，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法律的形式化。这一重要理念体现到审判领域，就是要求司法形式主义，而司法形式主义的实质正是司法法治主义。司法法治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适用法律的严格合法性，这就要求司法审判必须依法进行，绝不能超越法律之外，仅凭非法律依据断案。（1）这是现代法治对审判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法治从宏观上对现代司法审判逻辑的规定。那么法治从微观上对现代司法审判的逻辑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本文试从成文法构成的视角来作一展示。
一、 法官裁判的模式结构
审判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这一中介环节，把法律规范的抽象设定和普遍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单个的行为，法官的任务就在于把一般法规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事实，从而使司法判决具有可靠的预测性。（2）而法官要把法律规范和具体事实联系起来，主要是通过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这一形式逻辑集中体现为著名的三段论公式：
T→R
S＝T
S→R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以法律规范作为三段论的大前提，将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从而推导出一个司法结论。即使在英美法系中，法官也是先要搜集上级法院或本院从前的有关判决，从这些司法先例中归纳出一个一般原则，再以演绎之法将此一般原则应用于具体案件之中。法律的逻辑推理甚至可以全凭法律和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受非法律和非逻辑因素的影响。比如，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战胜夏洛克所依靠的正是逻辑，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因此，法官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必须先构建这两个前提。首先是构建和掌握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谓法律规范，是实在法的基本要素之一。法理学界认为，构成实在法的基本要素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法官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审判，就是根据这些要素来对纠纷进行区分、构建与裁断。所谓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它预先设定了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也赋予了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确立了确定的、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所谓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法律规范的基础或本源的具有综合性的、稳定性特点的原理和准则，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预先规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赋予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后果，因而也没有确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3）相应的，法官裁判的模式也就有两种，一种是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模式，即规范模式，一种是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模式，即原则模式，有人称之为辩证推理模式。规范模式作为一个严格的形式逻辑推理模式，是审判的一般形式，尤其在成文法国家，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决。而原则模式不能直接通过一个形式逻辑的推理得到结论，它的结论主要在逻辑以外的事物的运动联系中去得到，但这不是审判获得结论的一般形式，而只能是特殊形式。这种裁判模式结构不只与逻辑有关，更与法治的要求有关。为了排除判断的任意性、专断性，就要采用形式逻辑的推理，形式逻辑推理是一种可以获得共识的有效思维方法，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上的必然。如果离开形式逻辑的推理，不是依据法律规范进行案件的裁判，而是直接采用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进行裁判，那么因为利益的不一致，就很可能不能获得共识，结论极可能是力量的对比与较量的结果，因而可能是一方意志的专断和独霸。这与法治要求的一致性（如同样的案件同样对待）、平等性（任何合法利益都应当获得同等的关怀）等价值原则是直接矛盾的。另外，就法律调整的角度而言，也是通过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而不是通过法律原则作为中介的。（4）因而根据原则来裁判案件不是一般形式。只有依据法律规范进行形式逻辑推理来处理案件才符合法治的上述价值要求，才是裁判的一般模式，才符合司法法治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法律规范的结构
而要正确运用法律规范，还要深入了解法律规范的结构。在成文法下，法律规范有着特定的结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三种：即前提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前提条件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适用该规范的条件或情况，说明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某个社会关系才由这一法律规范来调整。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规定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的效力的那一部分，属于法律规范的前提条件。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行为规则本身的部分。这部分确定了人们的行为目标和模式，具体指明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部分。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三类：（1）可以这样行为；（2）应该这样行为；（3）禁止这样行为。第一类行为模式赋予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与之相应的规范是授权规范。第二类行为模式设定了积极作为的义务，与之对应的规范是命令性规范。第三类行为模式设定了消极不作为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规范是禁止性规范。后两种规范合称为义务性规范。这两个构成要素，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规范设定的事实这一概念。而这一事实从思维的角度看，则是立法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其思维中构建的关于某类需要予以规范的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的理想的观念对象，因而它既有很强的具体性，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是某类事实的外延和内涵的统一体。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的遵从或违反法律规范时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的部分。法律后果可以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某种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加以保护。（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认为是违法的，无效的，并加以制裁。法律规范的上述三种结构要素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缺一不可。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即对某种行为许可、命令或禁止，往往是通过对这种行为所赋予的法律后果体现出来的。同时，这种划分作为一种逻辑结构，不一定会、通常也不会都表现在同一个法律条文中，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将前提条件省略或隐含在其他条文之中。（5）但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却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尽管很多时候是下意识完成的。也正是法律规范的存在，使得审判中的“格式化”成为可能和必须。
三、 事实的构建
法官在掌握了法律规范后，另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构建形式逻辑推理的小前提，也就是确定案件事实。
在理论上，对于所谓案件事实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使用“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称谓，分别指客观上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和法院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事实。一些外国学者也将案件事实区分为“形式上的法律真实”与“实质真实”。前者是指法律上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陪审员）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后者则是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从其涵义来看，与“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并无二致。通说认为，客观事实就是通常所谓的客观真实、实质真实，是实际发生过的“原汁原味”的案件事实，是实际存在过的事实真相，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指反映事物本来属性和面目，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而法律事实则是所谓的法律真实，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对客观事实的“重现”或“复原”，是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案件事实。法律事实基本上是客观事实与法官主观认识的统一，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6）
但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这种两分法并不完全符合审判的实际情形，实际上审判中案件事实有多个层次。先来看一个例子。苏力教授在他的名著《送法下乡》中研究过一个关于耕牛搭伙的案件（事实上苏力教授《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这一整章及全书都极富启发意义）。（7）这个案件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事实。其一是在历史的时空中曾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笔者称之为原生事实。其二是双方当事人用非法律术语陈述的事实，其三是法官依据证据规则确认的事实，其四是关于合伙的法律规范中设定的合伙的构成要件事实。其五是法官将确认的事实归属为某种法律规范事实，也即与规范设定的事实比较后获得的事实。在这个案件中就有这样的五层事实。其实不独这个案件中是这样，其他案件莫不如此。可见，审判中的事实有五个层次，而不只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两个层次而已。
对这几个层次的事实，笔者认为，原生事实属于客观事实。而法官通过程序法与证据法查明的事实则仍然属于客观事实范畴，只不过这种事实受到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而与原生事实状态可能不能完全同一罢了。这一意义的客观事实与案件原生事实一般应当是趋于一致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律，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二者之间有时的确存在差距，但这一差距主要存在于细节，一般不存在于要素与结构，而事物的规定性则主要决定于要素与结构，因此不能因为存在差距就否定法官查明的事实就是客观事实这一主流趋势。因此所谓案件的客观事实就是指法官依法查明的事实，而非当事人自述或其认知的事实。而法律事实首先是指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它带有抽象性、普遍性，是思维中抽象的具体。而把查明的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一般叫定性，也就是归类，这是一个比较同异的过程，比较同异是通过构成要素及结构来进行的。有人认为，“传统的所谓司法上的事实争议，通常是如何通过各种最多也是第二手报道的事实来重构过去发生的案件始末或真相的问题”，（8）而在法律语境没有提供一个模型来概括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把法官查明的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就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比如，法律中并没有“搭伙”的概念，这是一个民间概念，当法官是否把它解释成合伙这一法律模型时，这就是一个法律争议。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和法官查明的事实往复互相比对、互相接近、求同去异的过程，是一个寻找两个事实的同一性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规范设定的事实就象事先做好的衣服式样，法官查明的事实就象一块布，这块布并不天然就符合某种式样（当然并不排除有天然就符合某种式样的），而是要通过法官进行剪裁后才可能符合，而怎样才能剪裁得最符合，则全靠法官通过锻炼形成的剪裁技术或艺术。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法官得到的即将适用一定法律后果的所谓事实，才是个案的法律事实。这里的法律事实是已运用法律概念予以改造过了的事实，是一种用法律术语重构了的事实，而非原生事实，也非当事人用普通语言构建的事实。这种事实背后既有一套严格的科学的程序和证据来支持，又有一套完整的严谨的实体规范中关于事实的构成来支持，是最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事实。
可见，那种认为不能把“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客观事实从审判过程中排除出去的观点更是没有道理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在审判过程中都有其固有的地位，排除客观事实，法律规范就失去了解释、适用的对象，排除了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就没有一个评价、“格式化”标准，更谈不上对客观事实进行处理，因为这等于排除了法律规范。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需要人的认识来联系起来，都是一个完整认识过程中的一部分。
审判过程中，纠纷——原生事实——法庭调查——程序法、证据法——客观事实（程序事实、证据事实），此过程中的辩论内容则是证据是否存在，是否能由证据推导出某个结论，这些结论能否构成某种事实或构成一个怎么样的事实——一个连续的过程——客观事实的构成。在这一个过程中法官除了运用程序法以外，在判断证据、事实方面依靠的只能是经验、常识以及已有的科学结论，法官在这方面并不比别人包括当事人高明，英美的陪审制度中陪审团可以确定案件事实的合理性也在于此，在形成、构成客观事实上，法官并没有应当享有独占权、垄断权的合理依据。这跟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材料有关，与有无实体法律知识及实体法律知识掌握的程度无关。这是一个科学的认识过程，不依赖于实体法律而进行。依赖的程序法一般并不对这一认识的对象有实质性的影响，即程序法一般并不能改变这一对象的存在与否以及存在状况。程序法主要是保证人们认识这一过程的平等、公正、公开，以及由谁引发这一过程及引发者的责任，当然广义的程序法也提供认识的路径。
把法律规范中关于规范设定的事实的构成要素与查清的事实因素联系起来，需要进行比较。客观事实（即法官查明的事实）经过对接、逆向同一、解释、贯通、合一、互相满足、互相充实、完满、置换、重合、重叠、交叉、交集这样一个过程，从而获得实体法规范设定的事实。此过程中也有辩论，但辩论的内容是此种客观事实是否能够或应当解释成某种法律事实——即实体法规范设定的事实和客观事实是如何存在同一性的，客观事实是否构成此唯一的法律事实，是否还可以构成别种法律事实，即是否还与别种实体法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有同一性。为什么要解释成构成此种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为什么不能解释成构成别种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此过程完全是思维的交锋，与实体法律规范知识的有无、多少有直接的、根本的、成正比的关系。这就是平时所谓的案件的定性。定性是一个过程，比较、比对、选择的过程。定性不是一开始就能确定的，而是在客观事实确定下来后才开始进行的。在此过程前的定性只能是一种先入之见，不是必然正确的。个案法律事实有两个来源或支柱，一是客观事实，二是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二者的共同拱起的才是法律事实。这个过程也就是苏力教授所谓的“格式化”过程。
从法官审判使用的工具－－语言－－来看，由于法官是通过语言来描述案件表象，用语词将客观的任何维度的空间都在平面内展示出来，而不留下认识的褶皱或黑洞，加之语言本身有很多的分枝，同一表象可以有很多种语言描述，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当存在法律术语与普通语言的区分时，就把客观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而言，法官是在确定不同系统的语词之间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以及语词与表象即事物间是否存在同一性或相似性。虽然人们常提起霍姆斯的名言，“我们想的应当是事，而不是词”，（9）但语词本身对人们认识表象即事物却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法律术语构建事实往往是通过特征来完成的，也就是仅通过部分被认为是重要的要素来构建的，包括法律概念的形成。而无论是概念、事实还是规范，都是通过要素、要素在时空内的分布即结构来得以描述的。因此，法官在将客观事实解释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时，也要通过对不同系统的语言进行对接，对语词所表示的表象的要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才能将不同系统的语言所表述的概念相置换，并最终确定这些语词和概念所指的事实是同一表象。这似乎是一个很科学的过程，然而由于法律语言系统是人为的，又是开放的，因而这一过程就有很大的人择性，从而导致失去寻找同一性和相似性的终极标准，法官断案在很多时候正是在这里争议不下，茫然无措。就象苏力教授所举耕牛案例中，法官对搭伙到底是不是合伙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样。
然而经过这么一个“剪裁事实”（10）的“事件的社会格式化”（11）和“事件的公文格式化”（12）过程，把法律事实构成了，于是判决就很简单，法官裁判只要进行后果部分的置换操作就是了。当然这个置换也不完全是机械的，有时要在一定的幅度内进行选择。最后将置换所得按原规范的形式结构（句子要素结构）联贯起来，于是就得到一个新判断，这就是案件的法律判断。
也由此可见，把审判程序机械地分为法庭调查和辩论两个阶段是不明审判的一般逻辑的机械做法，因为实则审判程序各阶段都有辩论，只是内容不同罢了。也由此，法律文书的说理的重点就在于，一是客观事实认定的道理，即法官是如何根据现有证据推出事实存在与否、存在的状况的结论的，二是为什么把客观事实解释成、抽象成某一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即证明客观事实与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之间存在同一性的置换关系，同时还要驳倒存在其他的可能置换——一般是当事人提出的其他同一性。而法官——尤其是上下级法院的法官对案件的理解主要正是在两个方面可能存在不同，一是客观事实的认定上，二是把客观事实解释成何种法律事实上不同。
四、 无规范涵盖的事实如何评价
无法律规范涵盖的事实如何评价，这是法官审判的特殊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问题是其合法性如何得到保证。
评价客观事实的认定或构成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人们共同的经验、常识和已有的科学结论，这是人们共有的知识。法官要获得、构成、建构客观事实，要使获得、构成、建构的客观事实最大程度地正确，即合乎人们对世界事物联系的已有的认识结论－－这就是经验，包括具体的体验、常识及科学结论——而不与之矛盾，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这些共同知识，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法官具有丰富的经验的原因。但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年龄大的较年龄小的人一般具有更多的此种知识，只能是一个大数规律，并不绝对。说法官一定要年龄大的人才可以担任无疑太过绝对化。评价法律事实的构成正确与否的标准是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一般法律事实，这是一种专业知识，法官的分工优势即在于此专业知识的掌握。这是法官、律师、法学家、立法者这一法律共同体的共产，共识，是互相交流、判断彼此正确与否的基础和标准。
只有当现有的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都不能和客观事实相重合,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不能完全解释客观事实的全部构成要素、结构，客观事实的某此要素、结构的某些部分还在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范围之外时，那么法律就有了漏洞或盲点，这时就要创造新的规范。在新的规范还没有创建以前，在成文法下，压倒性的观点是只能适用法律原则来处理。然而适用法律原则只是一个利益衡量与判断，是一个价值评价过程，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适用法律的规范的过程，因为原则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规范，它没有规范所具有的共同的结构，其假设部分是不明确的，其后果部分也是不明确的，至多是一种隐含。因此，适用原则处理一个客观事实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明确的肯定的规范基础，没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完全开放的价值评价，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评价，从同一原则人们可能推出不同规范来，因此直接用原则处理案件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审判应当尽可能不直接适用原则，万不得已要适用时也要说出充足的法律以外的理由，即为什么如此进行利益衡量的理由。否则这一判决的约束力就值得怀疑，因为它所依据的标准——即为什么如此进行利益衡量的理由——并没有法律上约束力——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应当如此判断和取舍。这和法律规范不同，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了行为人应当如何去行为，这就是法律的约束，没有这样规定，法律就没有约束，行为人就可以不这样行为而不构成违法。因而从绝对法治的角度来讲，一切以利益衡量作为唯一根据来判决的案件都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都不是一个审判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它是专断的选择和取舍，把在法律上不构成违法的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不承认其合法性，或者认定成违法，同时它也是溯及既往的，以一个事后的判断作为标准来调整行为人已发生的行为。因而，依据原则判案或是利益衡量法判案都是应然法的范畴，不是实然法的范畴。法是什么？分析法学认为，法是规范、规则，有着特定构成结构的行为指令，这种指令有时体现或是一部分人的认识和意志，有时则体现或是大多数人的认识和意志，这是一种狭义的法律。而广义的法律观认为，法既包括规范，也包括原则。利用原则判案与利益衡量法判案都不可避免，也是生活中必须的，这是广义上的法，而不是狭义上的法。然而，法官适用的就应当是狭义上的法，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从法本身找到限制法官的任意性、保证法到处都是法本身、保持其同一性的根据，才能找到司法法治的基础。而适用原则于个案则是一种创制个别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有其任意性、专断性、非普遍性，因而不是司法法治的基础。
但是为什么又要适用原则呢？德沃金认为“原则”是应予遵守的准则，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情势，而是因为它是正义、公平的要求，或者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即原则就是正义、公平的体现，就是道德准则。（13）但是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原则之所以被适用，正是因为原则被认为是促进或者保证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的最高系统标准，而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正是正义、公平的内容，也就是说原则从实质上看是对利益与价值的陈述。在规范本身是有限的，而生活事实是无限的前提下（这种情况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则是人类无法将世界完全纳入一个语言系统内，无法用一个语言系统将多维度的世界在平面内全部展示出来），总存在规范体系没有能够纳入其麾下的事实，总有事实游离于规范体系以外，当这些事实通过程序法进入审判领域时，法官在认定、构成事实以后，无法将其转化为法律事实，因为没有规范作为转化依据或参照系，因而法官无法进行形式逻辑的推理，然而审判的本质要求法官必须作出判断，法官要顺从这一约束，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而原则正是利益与价值的陈述，因而法官就实现了客观事实与原则的对接，尽管在思维中也可能存在一个据原则推出一个规范，据规范构成法律事实的过程，但这种规范只是一种个别体验、个别认识，不是共识，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期性。从原则到客观事实中间是有规范效力间隙、断裂的，因而适用原则处理案件履行的直接是一种政治功能，有其独断性、非法治性。法律的非全民性在这里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现。
五、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对成文法下审判的逻辑的揭示。关于审判的这一逻辑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还不是为全体审判人员全部明了或接受的，尤其在当前法律法规滞后于现实实践（其实，成文法的一大必然特点就是其对于现实实践的滞后性），各种司法理念百花齐放的情况下，认清这一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审判过程和把握好案件的审理，对于坚持司法法治主义是有着基础性的意义的。


（1）参见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93－95页。
（2）同上书，第93页。
（3）参见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章。
（4）同上书，第185－194页。
（5）同上书，第333－335页。
（6）孔祥俊：《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政法论坛》2002年10月第20卷第5期。
（7）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六章。
（8） 同上书，第205页。
（9）同上书，第215页。
（10）同上书，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