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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资发法规[2010]192号


各中央企业：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指导中央企业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表率作用，我们制定了《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中央企业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指导中央企业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做好农民工工作是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要决策的政治责任。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大军，是当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做好农民工工作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对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主力军，在努力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当前，中央企业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意义，采取积极措施，继续加强和改进农民工工作，以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

（二）做好农民工工作是促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央企业的日益发展壮大，在中央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不断增加。农民工在中央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企业要树立全新观念，把做好农民工工作作为保障企业基业常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农民工在生产经营、企业管理、技术革新和企业体制机制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工作取得新进展。

（三）做好农民工工作是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促进就业，维护稳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期望和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做好农民工工作，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表率，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二、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

（四）切实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中央企业要努力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扩大就业规模的统筹协调。要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和行业领域的特点，结合企业实际，在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增加就业岗位供给。要把推进农民工就业与中央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行市场化用工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途径。

（五）依法保障农民工稳定就业。要根据实际需要，通过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等方式稳定农民工就业，不得歧视和非法清退、裁减农民工。要加强对劳务派遣单位和业务分包单位的调查了解，选择管理制度健全、信誉良好的单位开展合作，并督促其依法保障农民工稳定就业。

（六）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中央企业直接使用农民工的，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通过劳务派遣方式使用农民工的，应当依法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协议，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相关责任，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依法履行其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三、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七）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要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在制定、修订直接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决定有关重大事项时，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征求农民工的意见。要及时向农民工公示或告知直接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决定。

（八）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支付。要建立健全劳动报酬支付监控制度，适时开展本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分包单位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确保农民工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和动态调整的规定，促进农民工劳动报酬正常合理增长。

（九）依法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的企业内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妥善处理劳动纠纷。农民工较多的企业要逐步吸收农民工代表参加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要进一步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对纠纷调解人员的培训，提高劳动争议解决的效率。

（十）严格执行安全卫生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要加强安全管理投入，持续改善安全设备设施，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要及时开展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提高安全生产技能。要健全高危行业和特殊工种持证上岗制度，防止劳动过程中事故的发生。要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强化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

（十一）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需求，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农民工特别是处于生产一线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健全文化生活设施，为农民工通过书籍、报刊、电视和网络获取文化知识和信息创造条件。

（十二）认真落实有关社会保障制度。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农民工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工作，鼓励根据企业实际和农民工意愿建立相关商业保险。要督促业务分包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依法履行相关法律义务，落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四、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

（十三）建立健全培训机制。要根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法规、政策，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制度，把农民工技能培训纳入企业职工教育培训体系。要充分保障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努力创造培训所需的各项条件。鼓励有条件的中央企业设立农民工培训奖励基金，建立农民工学习培训的长效机制。

（十四）积极开展培训工作。要根据岗位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在岗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有条件的中央企业可以通过举办农民工业余学校，委托所属培训机构或者所在地定点培训机构，选送农民工参加脱产、半脱产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要根据企业实际开展整体素质培训，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法律和道德素养。要督促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分包单位及时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工作。鼓励组织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竞赛，提升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实际效果。

五、保障农民工民主权利

（十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党团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要将农民工队伍的党建、团建和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加强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及时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培养、吸收优秀农民工入党、入团，发挥企业党团工作对农民工的激励作用。要加强农民工党团员的动态管理，将农民工党团员编入党团组织，建立农民工流动党团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十六）促进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要依法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农民工代表参加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吸纳本企业农民工加入企业工会，引导劳务派遣单位积极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要充分重视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引导农民工参与企业技术革新，鼓励农民工走上企业管理岗位，拓展农民工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途径，共同推进中央企业不断提升民主管理水平。

六、加强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七）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作的协调。农民工人数较多的中央企业要建立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专人负责，人事（劳资）、法律、监察、宣传（党群）、工会等相关部门共同参加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组织和协调指导企业农民工工作，明确各个部门的具体分工，做到协调联动，有序开展相关工作。中央企业要及时组织对农民工工作情况的调研，建立督促、检查农民工工作的常态机制，持续改进农民工工作方法。要加强典型引导，对农民工工作成效显著的所属企业，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广有效的做法和经验。

（十八）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工工作的联系机制。中央企业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重要决策精神，积极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做好相关工作，及时汇报农民工工作情况，反映农民工的诉求，争取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要加强与国资委的联系沟通，建立有效的工作联系机制，提升中央企业农民工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因行政不作为引起的纠纷已成为一个法律热点问题，对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造成不少困惑。目前我国法律对行政不作为的规制相对比较缺乏，如行政不作为主体的法律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方面的规定都十分有限，本文拟从因行政不作为所引起的相关主体和责任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方面进行探讨。

　　一、行政不作为界定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不作为没有统一的定论，法理学对于不作为是以行为和法定义务为标准定义的，作为是指行为人积极做出一定动作，直接或间接对客体产生作用；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消极的、不做出一定动作，不对客体产生作用。[1]对于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则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意见主要有三种，即法定义务标准、实质不为标准、行为标准、可能性标准。

　　（一）法定义务标准

　　法定义务标准以是否违反法定的作为义务为标准，认为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作为义务但违反该义务而未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构成行政不作为。[2]

　　（二）行为标准

　　行为标准分为实质不为和程序不为。实质不为标准，即以是否积极做出一定动作为一定行为为标准。认为行政主体消极地不做出一定动作，程序上虽“为”，但实质内容上“不为”，则仍构成行政不作为。程序不为标准，即以是否在程序上表现出积极状态为标准。认为行政主体只有在程序上表现出消极、不作为状态才构成行政不作为。反之，如在程序上表现出积极、作为状态，而不论实质内容上是否“作为”，都构成行政作为。[3]本文较赞同后一种说法，如在行政许可方面，行政主体拒绝或不予受理行为其实是对相对人申请的否定性处理，实为行政作为。

　　（三）可能性标准

　　可能性标准以是否具备作为的可能性为标准，认为行政主体只有在负有法定作为义务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或能力，而表现出不作为才构成行政不作为。可能性标准具有模糊性，较易成为行政主体不作为的托辞。除了不可抗力，行政追在具有法定义务下不能将能力风险转嫁的行政相对人，且不可抗力也只是免责因素，不影响行政不作为的定性。

　　结合前两种定义，本文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但未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完全履行该义务的违法行为。其内涵包括四点：第一，是一种违法行为。第二，行政主体须负有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第三，迟延履行，即未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对于期限的具体规定，有法定期限的须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没有法定期限的则须综合考虑事件难易程度、客观条件、惯例、有无法定阻却性事由等确定合理期限。第四，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二、行政赔偿责任

　　（一）行政赔偿责任必要性分析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中规定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造成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因行政不作为造成相对人损害的法律并未有明确规定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实践中因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请求国家赔偿仍然存在一定难度和法律依据。但是从国际情形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来看，对于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因行政不作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责任理应明确纳入国家法律规定之中。

　　1、国际发展趋势之必然要求。所有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国家中没有完全排除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的例子，如美国《联邦侵权求偿》第1346条规定，政府雇员在职务或工作范围内的疏忽或错误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财产或人身损害属于国家赔偿范畴。[4]在英国行政法中行政不作为属于实质越权的一种，公民对于行政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5]行政不作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责任显然已成为国际发展趋势，顺应这一趋势是我国法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2、全面落实宪法原则之必然要求。我国宪法第41条定，公民享有因行政主体侵犯公民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 而现行《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公法律对于行政不作为所引起的行政赔偿责任均无明确规定，这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空白和漏洞。增加行政不作为所应承担的行政赔偿责任的具体规范成为全面落实宪法原则的内在要求。

　　3、规范政府权力之必然要求。有权必有责，权力、义务和责任应当基本平衡。如果行政主体经常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各类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没有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这样既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不力，同时增长了权力被滥用的几率，助长了权力腐败的滋生，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依法行政，建立良好的权力制约机制，合理规范政府权力就应该对违法的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的责任追究进行全面规范。

　　4、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之必然要求。一般而言，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因行政主体不作为所受的损害在没有行政赔偿责任的规制下，相对人的权益就很难得到充分保障。因而，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赔偿责任的确立对于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

　　1、主体条件是负有法定行政作为义务的行政主体。此种法定义务首先必须是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具有国家强制性；其次这种义务是在行政管理和服务领域所产生的义务；再者它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义务。此种法定义务的产生条件则既包括应当事人申请而产生，也包括行政主体依职权而产生。这里的行政主体既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授权或受委托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2、行为条件是行政不作为客观存在。如上所述，行政不作为客观存在包括迟延履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即行政主体不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完全履行法定义务都构成行政不作为。

　　3、后果条件是须给特定的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且行政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一，损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确定的，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是对于间接损失而言必须是可以确定的、一定会发生的损失。第二，损害的必须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的行为和权益必须是合法的，非法行为和权益不受保障，更无法得到赔偿。第三，损害对象必须是确定的行政相对人。对于不确定的公众所产生的损害，行政主体不承担赔偿责任。第四，行政不作为与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有人认为，凡行政不作为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则行政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若不作为知识损害扩大的外部条件，则行政主体不承担赔偿责任。[6]那么，此种因果关系究竟是指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实践中既不好裁量和认定，也无法对各种具体的复杂情形的案例作出全面、合理的归纳。本文认为，只要行政主体没有积极履行法定义务并客观上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就推定行政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认定其价值在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请求赔偿，并促使负有法定作为义务的行政主体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

　　4、无法定的免责事由。如不可抗力、意外事件。不可抗力，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无意志无意识的行为，不能成为法律行为”[7] ，因而意外事件即非行为人故意或过失而引起损害后果的事件也能成为免责事由。此外，紧急避险、相对人承诺以及相对人已完全获得直接侵权人赔偿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的行政赔偿责任也可能得以免除。

　　三、主要责任人或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1、纪律处罚

　　并非所有的行政不作为都需要行政赔偿。如对于尚未造成相对人损害后果的迟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行政不作为，在尚有履行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前提下，一般可通过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责令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义务。但此种情况仍有必要对具体负责执法职责的执法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