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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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市社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修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5月19日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3年9月11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1993年10月15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8月20日发布的修改决定进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社会医疗机构的管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营业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由卫生部门所属医疗机构创办的分院、门诊部，部队、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创办的医疗机构，个人、组织创办联办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咨询机构（以下简称社会医疗机构）的管理。
第三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社会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按分工负责社会医疗机构的管理。
各级工商、物价、医药、公安等有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社会医疗机构管理工作。
第四条 社会医疗机构必须依法从事医疗服务活动，贯彻执行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社会医疗监督管理部门应维护社会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社会医疗机构的从业人员应遵守医德规范，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章 开业管理
第六条 社会医疗机构的设立，须依据本辖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应遵循坚持标准、方便就医的原则。
第七条 开办社会医疗机构，须有符合卫生学要求的场地和必备的医疗设施、设备；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个体诊所的执业者，城镇须具有医师以上，农村须具有医士以上的技术职称；有二十平方米以上使用面积的房舍。
（二）联合诊所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医师以上职称；从业人员不少于六人，其中：医师以上职称三人，护士以上职称一人，药剂和其他医技初级以上职称各一人；有五十平方米以上使用面积的房舍，设内、外科诊室、药房、处置室、辅助诊断科室、观察室。
（三）中医门诊部和专科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专科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从业人员的配备及房舍、科室的设置须高于联合诊所。
（四）综合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从业人员不少于十二人，其中，医师以上职称五人；有一百六十平方米以上使用面积的房舍，并设内、外、妇、儿科诊室。
（五）医院、分院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房舍条件、科室设置、人员配备比例、医疗器械等参照卫生部分级管理标准。
（六）疗养院、休养所的法定代表人，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并按规定配备卫生技术、工勤、行管人员；有二百平方米以上使用面积的房舍和三十张以上床位；有一定的活动场所和绿化地。
第八条 开办医疗保健、康复、咨询机构必须符合有关专业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外来本市行医（含聘用）的，除须具有必备的证件外，还应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考核，合格者方可行医或聘用。
第十条 凡申请开办社会医疗机构的，必须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在城区申办个体诊所的和在县（市）申办社会医疗机构的，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证件，由所在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二）在城区申办联合诊所、门诊部、医院、分院、疗养院（所）、医疗、保健、康复、咨询机构的，向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证件，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三）经批准开办的社会医疗机构，由批准机关报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登记注册，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卫生行政部门应在接到开办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审批完毕。不予批准的需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进行与医疗有关的验光、美容、气功、生物钟类测定等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行医、贩药。
第十二条 患有不宜行医的疾病和被取消行医资格的人员，不得在社会医疗机构中从业。

第三章 执业管理
第十三条 社会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医疗制度、用药规定和医疗、护理、医技技术操作规程。
第十四条 社会医疗机构须有相应急救设施、药品，执行首诊负责制。
对传染病患者和疑似传染病的，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执行。
社会医疗机构未经批准严禁开展性病治疗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医疗服务工作。
第十五条 发生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时，须立即如实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 社会医疗机构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渠道购药。
第十七条 自制药品必须按规定经县以上药检所检验，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方可用于临床。
第十八条 社会医疗机构必须使用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疗文件和病志、处方、报告单、账簿、票据、印章、牌匾。病志、处方等各种医疗文件必须按规定书写、保存。
第十九条 社会医疗机构改建、扩建、更名、变更业务范围及人员的，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执行。
社会医疗机构增减床位的，须在变更三十日内到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条 社会医疗机构休业、废业、迁移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收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印章和票据。
第二十一条 社会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执业者死亡、失踪或因故不能履行法人职务，其直系亲属或从业人员必须在十五日内向审批机关报告，并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或注销其社会医疗执业许可。
第二十二条 社会医疗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参加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及有关活动。
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对社会医疗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一次业务考核。
第二十三条 社会医疗机构中从业人员的职称晋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凡进行与医疗、保健、康复等业务活动有关的广告宣传，必须持有关材料到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可刊播。刊播时须标明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文号。
第二十五条 社会医疗机构应按规定承担所在区域初级卫生保健、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和公民义务献血知识宣传工作。
第二十六条 社会医疗机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流动行医、一照多处开业；
（二）不准安排未取得医师、医士职称的人员独立诊治和开方；
（三）不准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四）不准进行执业许可规定范围以外的业务活动；
（五）不准兼营非临床治疗必需的物品；
（六）不准使用假冒伪劣药品、仪器、卫生材料，不得欺骗患者；
（七）不准擅自降低社会医疗机构开办条件；
（八）不准转让、倒卖医疗票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为非法行医、贩药者提供行医、贩药场所。
第二十七条 社会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每年对社会医疗机构进行一次年检。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或会同有关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十一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活动，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根据情节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聘用被取消行医资格的人员、未取得医师、医士职称的人员和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开展执业许可规定范围以外诊疗活动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四）违反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八）项、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五）违反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将假冒伪劣药品用于临床，欺骗患者的，责令其停业整顿，没收全部假冒伪劣药品，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该批假药冒充正品价格5倍以下的罚款；将假冒伪劣仪器和卫生材料用于临床欺骗患者的，没收全部假冒伪劣仪器和
卫生材料及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一照多处开业的，责令其立即停业，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社会医疗机构与患者发生医疗纠纷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视其后果，进行裁决和处理。
第三十一条 社会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不服从社会医疗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检查、管理和威胁、辱骂、殴打、围攻、诬陷监督管理人员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社会医疗管理和监督人员应模范遵守本条例，在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证件，秉公办事。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应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
诉、又不履行的，由处罚机关或复议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三年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3月27日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7年8月2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吉林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吉林市社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第（三）项修改为：“经批准开办的社会医疗机构，由批准机关报市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登记注册，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第二十条修改为：“社会医疗机构休业、废业、迁移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收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印章和票据。”
三、第二十九条新增一项为：“（一）违反第十一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责令其立即停止非法活动，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根据情节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修改为：“（二）违反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三）项规定，聘用被取消行医资格的人员、未取得医师、医士职称的人员和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五、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修改为：“（三）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开展执业许可规定范围以外诊疗活动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六、第二十九条第（四）项修改为：“违反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八）项、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
七、第二十九条第（五）项修改为：“违反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六）项规定，将假冒伪劣药品用于临床，欺骗患者的，责令其停业整顿，没收全部假冒伪劣药品，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该批假药冒充正品价格5倍以下的罚款；将假冒伪劣仪器和卫生材料用于临床欺骗患
者的，没收全部假冒伪劣仪器和卫生材料及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
八、第二十九条新增一项为：“（六）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一照多处开业的，责令其立即停业，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九、删除第二十九条原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以及该条第二款、第三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市社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



1993年10月15日
　　“框架权”是德国侵权法中一类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有诸多与传统权利迥异的特征。该概念在德国学者中也存在争议，梅迪库斯（Medicus）评论道：“菲肯切尔提出的、现在已经普遍采用的‘框架权’称谓也是合适的（但也有持疑义者，见拉伦茨-卡纳里斯：《债法分论》，Ⅱ2§80Ⅲ2）。”[1]特殊性说明“框架权”概念有其独特的特征，并能解决或解释特殊的问题；争议性说明有人尚不完全赞同这种解决方式。事实上，“框架权”的概念、功能及纷争中，蕴含着德国侵权法的现代发展及诸多重要理论争议；该概念的理解，对我们理解德国侵权法的发展及其中蕴含的问题多有裨益。
“框架权”概念的研讨，对我们自己的法律建构也是有益的。一个直接的例子，一般人格权是当下理论和立法热点之一，关于其性质和存废，存在诸多争论。[2]而在德国法上，“框架权”是“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的理论上的正当性根基；“框架权”理论中，包含了一般人格权的几乎全部理论要素。透彻理解了“框架权”，也就为我们正确理解德国法背景下的“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础，从而有益于我们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建构和立法中，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框架权既有益于我们认识他人，亦有益于我们反思自己；然而对此问题，国内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在研究“一般人格权”问题时提到此概念，[3]但至今几乎没有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4]故本文拟对“框架权”进行一个探讨。
本文将以下述次序展开：首先，框架权的特征性何在？它究竟是权利还是一个一般条款；其次，“框架权”能够解决或解释什么问题？又会引发什么新的问题？最后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一定要利用框架权，才能解决该概念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及由此对我们的启示。

一、框架权的性质——权利抑或一般条款？
“框架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菲肯切尔（Fickencher）教授提出的，他对框架权有如下描述：“有一些法律地位，它们被归属于确定主体的权利范围，但却并不像前述绝对权具有确定易辨的清晰性，而是显示出某种模糊性。虽然客观法赋予了它们明确的地位，但它们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人们可以将这些法律地位称为框架权，从而与那些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相区分（‘框架权’概念在本书1965年第1版中就被提出了，且甫一出现就获得了赞同）。因此侵害框架权的侵权行为有如下共同特征，即对框架权侵害之本身，并不能‘征引’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性须通过利益衡量（施瓦茨：‘全面的法益和利益衡量’）才能获得。存在违法妨害时，亦得提起不作为之诉。若该侵害是可允许的，则依事实要件不构成侵权行为。人们区分了两种框架权：其一为企业权（das Recht am Un-ternehmen），其二为一般人格权。两者都是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5]
菲肯切尔教授是“框架权”概念的首创者，其他人对框架权的叙述，都是在菲肯切尔教授论述基础上的继续阐发。由上引可知“框架权”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框架权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是具有某种模糊性。换言之，框架权并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比如，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很难从正面说清。“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中收容了什么生活条件，不仅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表达，甚至连设立一个可供归纳之用的公式都不可能。”[6]虽难以说清但又不得不说，于是难免人言人殊。如拉伦茨（Larenz）、卡纳里斯（Canaris）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1）免受歪曲和不实描述的保护；（2）免受贬低的保护；（3）免受经济利用的保护；（4）个人领域免受侵入的保护；（5）个人意见及真实信息免受传播的保护；（6）决定自由免受妨害的保护。[7]梅迪库斯（Medicus）、劳伦茨（Lorenz）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个人名誉的保护；（2）免于在公众中形成错误形象；（3）隐私免受侵入。[8]菲肯切尔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侵入个人领域；（2）对个人领域情况的泄露;（3）歪曲他人现在或以往的形象。[9]以上德国学者的观点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区分方法，阐述一般人格权这一领域究竟包括了什么的一些认识，但他们绝未期望能够把其内容穷尽地、清晰地描绘出来，他们只是尽量想让一般人格权中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认识和适用而已。营业权也是典型的模糊化的“权利”，它的实质是对过错造成企业经营损失提供一般的保护，正如梅迪库斯、劳伦茨所说，对于营业权，“重要的不在于企业的存在，而在于企业的动态运营，从而获得营业额和利润。”[10]可以想见，“企业的动态运营”、“营业额”、“利润”这些表述都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何种行为属于具有违法性地造成前述利益的损害，并应产生责任？也无法一概清晰地说明。总之，框架权——具体而言，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都并非内容清晰确定的权利，而是具有模糊性。
第二，框架权侵害必须经过利益衡量才能确定违法性，才能决定保护。原因在于，框架权总是时时刻刻与其他正当利益相冲突。如一般人格权——尤其是其中的名誉、隐私部分——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以上正当利益冲突的常态化和复杂性，使得立法者无法在事先对这些冲突予以类型化地模式处理，只能将这些利益冲突下的保护取舍之权交予法官，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综合一切情事判断，决定何者更值得保护。社会关系领域中，就是有一些部分，其利益冲突程度和关系复杂性，超出了人的预判能力。法律要么不把这些领域纳入调整范围内，如此还可保持立法者对法官的控制；若要把这些领域纳入其调整范围，就只能把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法官，由法官事后地、个案地—而非由立法者事先地、一般地—处理这些问题。框架权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深度及于这些复杂领域的一个结果，于是，此领域中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框架权具有对传统权利的补充功能，是一种兜底保护的手段。框架权的射程广泛而模糊，当框架权与法律已明文规定的权利给人竞合之感时，应当如何适用？显然应当优先适用已明文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其他权利力有不及之时，再考虑适用框架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一个特别表现形式。”[11]那么，当一个人格保护案件落在具体人格权范围内，当然须优先适用特别规定；缺乏特别规定之时，方有一般规定——即一般人格权之适用。营业权也是如此。《德国民法典》中本来就存在一些从若干侧面对企业经营进行保护的规定，如第823条第1款可对企业主的所有权和占有提供保护，第824条可对商业信用提供保护，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10条和第3条以下可对抗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可对抗确定的竞争限制，《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更可转介更多保护性法规进入侵权法，引发赔偿责任。但一般性地保护企业经营的规定，尚付阙如。营业权就是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保护规定。但同时，营业权仅为一个兜底条款，只有在其他保护性规定无法对个案妥当调整时，才应予以适用。[12]
正是从以上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框架权”与侵权法上的传统权利是有重大差异的。首先，侵权法上的权利应当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这一点被德国学者称为“归属效能”。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是侵权保护的最佳基础。当权利或利益的主体基于法律规定可以对这些权利和利益进行任意处分时，这就意味着法秩序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而明确的保护范围，并在该范围内保护他不受第三人之侵害。”[13]归属效能即意味着一项权利须将某项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从而保证确定情况下、确定范围内，特定主体可取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法律优先。其次，正是由于法律已经通过设立权利的方式，将确定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故当其他主体侵害此已被归属的利益内容时，法秩序即被破坏，由此产生了违法性。易言之，在权利侵害问题上，法官只能检验是否存在立法者事先设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若无此等事由，法官必须认定存在违法性，而无权继续进行利益衡量。此即所谓侵害权利直接“征引”出违法性的理论。[14]
反观“框架权”，它是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的，其内在究竟包括了什么，具有模糊性；由此就导致框架权不可能为其他主体设立明确的警戒线，他人何时何种行为构成违法侵害，只能由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确定，而非由侵害直接“征引”。因此，立法者是无法通过设立一种“框架权”，来事先确立一种确定法秩序的；这种所谓“权利”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仅仅是对于以往被忽视的某个领域，法律现在可以介入或者说法官现在可以考虑对受损者提供保护，至于怎样介入和如何考虑保护，则完全靠法官自己做判断。
框架权名为权利，实与权利迥然有异；与之相近的，恰恰是一般条款。众所周知，一般条款都是概括抽象的，而不可能内容确定具体，否则就违反了其“以具有一般意义的表述容纳尽可能多的事实要件”[15]的本意；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等典型的一般条款，莫不如此。在功能上，有学者在讨论诚实信用原则时指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16]同时，在法律适用上，具体规定优先于一般条款，“当有具体规定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信原则，法解释学上称为‘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应予禁止。”[17]故一般条款仅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
内容并非具体确定、须法官在利益衡量前提下进行自由裁量、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框架权的这三个特征，与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个个相悖，却与一般条款的特征个个相合。事实上，这种抽象概括、由法官进行衡量和判断、补具体规定之不足的制度，只能是一般条款，无论它叫什么名称。

二、“框架权”的功能及困惑
（一）“框架权”概念的功能
德国学者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框架权”概念？该概念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要明了这一点，必须首先明了德国侵权法——尤其是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基本结构。
为求与法典创制时的经济自由主义相适应，《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排除了法国式的、以一个过错责任条款对一切权利利益进行概括保护的做法，认为这样会导致过多的侵权责任，从而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18]于是，《德国民法典》立法者仅把一些典型、成熟、最值得保护的客体遴选出来，用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对其提供“无隙”保护；其他客体则须另行寻找保护依据。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保护客体有六项，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里的关键在于何为“其他权利”？“该概念单纯从语言上说是非常模糊和宽泛的，但它实际上需要限缩解释……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都作为‘其他权利’来理解，则（其他权利）与生命、健康和所有权这些已被命名的法益和权利的相似性就会丧失，进而在事实上沦为那个‘大的’概括条款（指法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模式，笔者注），这与民法典第823条以下的体系是不相容的。”[19]
于是，德国学者对“其他权利”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社会典型公开性”三项判断标准；也即一项保护客体必须具备清晰确定的利益内容、必须能够排除一切他人之非法干涉、必须能够让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保护客体的一般可能性。[20]德国通说认为满足以上标准的其他权利包括限制物权、期待权、先占权、占有、无形财产权等。[21]不能满足以上标准的，便仅为一项利益—德国学者更习惯称之为“纯粹财产”，仅能在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的法规”或第826条“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加损害于他人”中，寻找保护依据。
然而，以上法律结构毕竟是与行为自由优先相适应的，随着现代侵权法价值取向转移为损害填补优先，前述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很快就被冲破了。新生制度的典型就是前文所述的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
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既非立法者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也非学者的法教义学的推演，而是法官面对实践压力“逼不得已的创新”。在损害填补优先的背景下审视1900年生效的德国侵权制度，会发现其中存在保护客体上的重大遗漏。主要包括：其一，缺乏对几种明文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二，缺乏对一些特定行为之外的损害企业经营的概括保护。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官，在侵权法的价值变迁和社会高涨的保护需求的背景下，在个案中面对这些遗漏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提供保护。可问题在于——没有裁判依据。难道等待立法修改吗？个案中的法官可等不及，于是办法只有一个——自己创造裁判依据，并依之进行判决。于是就诞生了所谓“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法官称这两项权利属于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于是便可以方便地发动过错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保护。如此一来，法官不仅有了新的裁判依据，而且减弱了相关利益的保护要件，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论证义务。换言之，法官不仅有了新工具，而且新工具还很方便顺手。
法官只须对个案妥当性负责，不须对法律体系的整体解释负责；结果“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两个工具越用越顺手，判例越积越多。但这却苦了学者。学者是必须对法律整体自洽性提供解释的。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官背后，学者颇有些无奈地为前者收拾理论和体系上的残局；对那些已无法解释的事物继续提供解释。
这种解释是什么？这就是“框架权”的由来。德国学者——首先是菲肯切尔教授——提出了一种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并无确定的边界，只是指示出一个范围（框架），可以考虑保护的客体就在这个范围内，但具体在哪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只有事后在个案中，法官依一切情事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才知道是否应当对其提供保护。借助这个概念，来弥补传统权利规定之不足，而“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正是“框架权”的两个典型。由此，没有确定的内容、缺乏清晰的边界、必须经法官利益衡量、对具体规定的补充作用，所有这些悖于传统权利之处，反倒成了新型权利的特征。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的悖理之感有所减少，理论上的依据感有所增加。本来“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都是漂浮在空中，无根无据的事物，有了“框架权”，便为它们下方垫了一个基座，变得似乎有所凭据了。这就是“框架权”—一种学理为了应对实践发展的解释性理论——的功能。
（二）“框架权”理论带来的困惑
“框架权”理论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突兀感，为后者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但仍留有诸多困惑，以下分三点述之。
第一，权利与一般条款的混淆。权利是权利，一般条款是一般条款，两者本来界线是清楚的。而现在，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也被赋予了权利之名，那么，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难回答了。事实上，权利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立法者主导，立法者依靠设立权利而事先确定了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法官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一般条款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司法者主导，立法者承认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力有不及之处，因此把这些情况下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而现在，一般条款也成了权利，前述两者区分及其区分带来的不同机能，就难再成立了。
第二，法官群体的自我授权。民法中不是不可以有一般条款，而是必须有。但问题是，一般条款应当是立法者设立的，是立法者对司法者的“空白委任状”和宽泛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而在框架权理论之下，是司法者自己在创设一般条款，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委任和授权。当然，即使在大陆法系中，立法者也不可能实现对司法者的完全控制，后者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都未达到框架权理论展示给我们的，法官自己对自己进行“空白委任”的程度。
第三，“三个小概括条款”的危险处境。德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虽然自称为“三个小概括条款”，其实其核心规范——第823条第1款并非概括条款。因为原本该款上的所有权利都具有权利特征，都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换言之，第823条第1款是建立了确定行为模式的完全性法条。而现在，框架权成了第823条第1款上的权利，这些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吸收能力极强，几乎所有未被明文列举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成为“一般人格权”，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可以成为“营业权”，这就使得以保护利益为目的的另两个“小概括条款”——第823条第2款、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减。于是，第823条第1款这个本来不打算成为一般条款的完全性法条，现在也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从而向法国模式大步靠拢。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的模式，面临坍塌的危险。
框架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释工具。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无法解释时，德国学者创造了另外一个新概念去解释前者，如此而已。但仍然留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当然，本质上说，这些困惑并非框架权理论造成的，而是框架权理论的原材料——“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本身就有的。框架权只是总结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个新名词而已，至于原有的矛盾，无论学者以何种方式言说，它们总是存在，无法消弥。质言之，框架权理论只是使本来无可解释的东西，变得“似乎”可以“有所”解释，更无其他。

三、不依赖框架权解决其所针对问题的尝试
框架权所解决的问题，不用框架权是否就不能解决呢？
首先，就框架权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解释性理论。没有它，只不过会让既有的理论体系上的裂痕不加粉饰地、更清晰地展现于大家面前，而对实践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仅仅不使用“框架权”这个概念，只要其实质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还在，前述问题就不会消失。当然，扩大侵权法对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这乃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但问题是，是否不依靠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达到目的呢？
德国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的讨论。在讨论“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和一般条款的资格之可疑性”问题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有一种常见观点，即认为一般人格权不过是一个“框架权”和一个（伪装的）一般条款。尽管这里确有正确之处，但这种所谓资格在当今的发展情况下还是放弃为好。如前所述，由于一般人格权能够划分为比较清楚的转述为保护范围的一个系列，这些保护范围中的一部分具有精确的结构，从而可以依构成要件直接征引出违法性，另一部分保护范围至少也能具体化到常常只要很少的几条判断标准就足够将其确定……因此，法学在固化一般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上付出的努力，恐怕应当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要件化的精确描述，人们或许可以尝试将‘一般’人格权逐渐浓缩为个别的‘具体’人格权。”[22]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来认识不妥当，这并非一个纯粹从学理出发的观点，而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希望。因为，若仅将一般人格权认定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等于肯定了其中包含的过大不确定性的合理性，并不再考虑进步，这是不妥当的。学者应当把一般人格权向精确的要件化方向努力，并不断建构出真正的“具体人格权”来覆盖一般人格权中主要的、成熟的领域。
拉伦茨、卡纳里斯对“营业权”概念也有堪称激烈的批评。“事实上营业权不仅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而且缺乏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因此“营业权”并非权利，其实质为“以纯粹财产保护为目的的、未立法化的行为规范的源头”。结合实践中的案例类型，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立一项“营业权”，而是应当回到民法典确立的模式，即通过第826条实现对这些利益的保护。[23]
以上说明，德国主流学者对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也有许多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逸出已规定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值得保护；这只意味着，德国学者认为仍然能够找到—或至少应当去探求—更有确定性的保护方法。法官仅为自己裁判之便自行采取的这些手段，并非当然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也非解决问题的必须或惟一。
中国有没有必要接受“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概念呢？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并不代表客观真理，也不代表什么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只是特定法典（《德国民法典》）、特定法律结构（“三个小概括条款”）下特定法律问题——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的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法（也不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这些概念，更非不接受就不进步，就不符合世界潮流。惟一能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些概念的，是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国是否也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侵权法在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上，采纳的是法国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以过错责任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而无论是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人格利益，还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财产利益，都可以包含在“民事权益”这个宽泛得无法再宽泛的框架内。换言之，《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就是我国各种权利外利益兜底保护的一般条款，可以为各类利益提供请求权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一般条款了，在该一般条款射程范围内，我们不需要再设立其他重叠的一般条款。

四、结论
框架权并非权利，其实质是一般条款。框架权是在德国司法实践创造了“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之后，为对这些所谓“权利”造成的理论裂痕有所弥补，而提出的一个解释性概念。但其效果充其量也只是有所弥补而已；理论裂痕是仍在的，不会因一个解释性概念的提出而消失。
框架权的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是为了解决特定法典、特定侵权法结构下的特定问题——德国侵权法缺乏人格利益和与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而由司法创设的一个解决手段和裁判工具，并不代表客观真理或必然趋势。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经有了对权利外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因此从请求权基础和裁判需要角度，我们并不需要“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一般条款性质的概念。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号：09YJC8201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受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总理奖学金”(Bundeskanzler－Stipendium)项目资助，在德国访学期间完成的，在此向洪堡基金会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