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卓泽渊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3:58:07 浏览:8307
来源:法律资料网
走 向 新 世 纪 的 中 国 法 理 学
检察日报1999年10月1日
中国法理学将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都关注的时代课题之一。根据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和趋势，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理学——
一、将从统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之间彼此互动的良性循环。中国法理学在本世纪初创，发展到现在，其主流基本上是统一的。在前五十年，基本上统一于移植的西方法理学模式。在后五十年中，则经历了模仿、冻结、恢复、改革和初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文革”后，我国法理学以恢复“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发端，作出了将其变更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改革。随后，中国法理学开始了以“法学基础理论”为主旋律的统一发展。其线索，一是法理学研究的发展，二是法理学教材的发展。从研究来看，经历了恢复、反思、创新三个阶段。研究的成果大多数被不断更新的法理学教材所吸收、固化。如果说法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多元发展，法理学教材则侧重的是综合统一。法理学统一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在二十一世纪，这种状况还将继续，进而形成“多元发展”作龙头、“综合发展”稳步跟进的总体态势。这既符合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由学术研究与教材发展的关系、独立教材与统编教材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元发展与综合统一将在多元发展的带动下，相互促进，进而促进整个法理学的发展。 二、将从既有理论走向保存精华与开拓创新相互结合，可望形成不同的法理学学派。中国法理学的既有理论，是中国从古以来所产生、形成、借鉴、吸收，延续至今的法学一般理论、观点的总和。对于既有的法学理论，要进行的不是抛弃，而是审视和吸收；不是固守，而是继承和发展。既有的法学理论中包含着一代又一代法学家智慧的结晶，其中不乏精华。既有法学理论是未来法学理论萌生的前提和基础。彻底否定了既有法学理论，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新的法学理论存在的依据。新的法学理论并不是与既有法学理论绝对对立的两个事物，它仅是既有法学理论的更新与发展，毋庸置疑地包含着既有法学理论的优秀部分。因而，既有法学理论，不论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从苏联、西方得来的舶来品，还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独创，都应受到理性的善待。
在新世纪，中国法理学尤其需要开拓创新。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随着一国两制的推行和法律全球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必然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经受着如何保存既有精华与如何开拓创新的历史考验。由于创新路径、方法、着眼点的差异，不同的法理学学派将由此而产生，法理学也将因此而更加繁荣。
三、将从历史积淀的现实走向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对立统一。现有的中国法理学主要是苏联法理学、西方法理学与中国原有法理学思想相碰撞而积淀形成的。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法理学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状况，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必然会制约中国的法理学状况，不仅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过去，而且也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的文化状况，包括法律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都会影响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他们尤其主导着中国法理学的价值取向，进而渗透进法理学的各个方面，乃至浸润整个法学。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中国法理学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同样会给中国法理学以深深的烙印。中国法理学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无法否认的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的前后相因的传承关系，所传递和保留的必然有中国特色。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因为它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它才得以在世界法理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世界法理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法理学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有一个融入世界大潮的问题。开放的中国法理学必然、也必须走向世界。
中国法理学走向世界，不仅是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保留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法理学走向新世纪的对立统一之路。 四、将从法理学独自发展走向概括部门法学与指导部门法学二者并重。部门法学是法理学的实证来源和经验支持，它们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实践材料。法理学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概括，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指导；应是部门法学的力量基础，也应是部门法学的理论升华。法理学必须处于科学的位置，担负起应有的理论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却无视部门法学的发展与要求，我行我素，以致形成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各自发展、相互封闭的畸形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部门法学有一定责任之外，主要的责任还应归之于法理学本身。如果法理学有足够的能力，对部门法学既概括又指导，那么，部门法学也就不会无视法理学的存在及其发展。由于法理学自身发展水平的局限，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即使部门法学由于缺乏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而显得肤浅，也使法理学由于不能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而显得难堪；既阻碍了部门法学的发展，也禁锢了法理学的活力。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中，它概括部门法学、指导部门法学的形象已经初露端倪。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法理学家的辛勤耕耘，下世纪，实现法理学概括和指导部门法学的目标，已为期不远。
五、将从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走向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时代交替和使命转换。中国法理学在经历了历史浩劫后，恢复它的是历经苦难的老一代法理学家。他们或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和法学的缔造，或直接求学于苏联或苏联专家。风风雨雨，使他们备受创伤。一旦春风徐来，他们就强忍着满身伤痛，重振精神，为中国法理学的恢复不辞辛劳，为中国法理学的反思殚精竭虑，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赴汤蹈火。应当肯定地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家是极其悲壮，极其可敬可佩的。在所有法学家中，法理学家所受的创伤最重，所冒的风险最大。每当回想起中国法理学的重创历程，我们不能不向老一代法理学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现在，老一代法理学家大多数年事已高。在他们的教导下，新一代中青年法理学家已崭露头角。在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正面临着时代的交替。老一代法理学家身先士卒的法理学领域，自然地出现了老一代法理学家作指导与中青年法理学家作先锋的学术队伍新格局。
值此世纪之交出现的法理学家的新老更替，不仅仅是年龄结构的调整，更是学术使命的转换。如果说老一代法理学家的历史使命主要是重创中国法理学，那么新世纪的青年一代法理学家的使命则主要是更新中国法理学，使中国法理学在新的世纪获得新的创新和发展。
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判决能否对抗第三人？
刘永强
[案情]
1998年，原告邓科丰将别人抵欠其款的瓷砖卖给被告林天潮，作为被告林天潮、李秀琴在婚续期间共建的房屋装修的材料。1999年元月1日，双方结算，被告林天潮欠原告邓科丰瓷砖款人民币17000元。当日，被告林天潮出具一份欠条给原告，该欠条言明：被告林天潮欠原告邓科丰瓷砖款人民币17000元。2001年，被告李秀琴因与被告林天潮感情不和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林天潮离婚。在二被告离婚诉讼过程中，原告向二被告主张返还上述瓷砖款项。2001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01）漳民初字第 3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二被告离婚；欠原告瓷砖款系二被告共同债务，由被告李秀琴负责偿还。被告林天潮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2）岩民终字第 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一审上述判决内容。后经原告多次向二被告催讨，二被告分文未还，拖欠至今。2002年12月3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偿还上述款项。
[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林天潮欠系二被告在婚续期间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二被告应共同向原告偿还该款项。原告要求被告李秀琴偿还上述瓷砖款，被告林天潮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充分，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评析]
被告林天潮欠原告的瓷砖款，有其出具的欠条为凭，且该欠款系二被告在婚续期间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二被告应共同向原告偿还该款项。虽然二被告在离婚纠纷中法院已判决该款项由被告李秀琴负责偿还，但法院对二被告离婚纠纷中共同债务所作的判决，只是在二被告中确定共同债务的最终负担，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即原告），为此，原告要求被告李秀琴偿还上述瓷砖款，被告林天潮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充分，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研究
翟巍（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方向法学硕士）
一、严格责任原则简介
（一）定义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定义为：“道路交通侵权责任的追究不考虑侵害人的过错问题，只要其行为形成损害结果，侵害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尽管实践中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不只限于机动车方，还可能包括行人等非机动车方，但由于后者为侵害人的情形较为少见，故学界在严格责任理论研究中一般对此忽略不计）
在最核心的意义上，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在实施某种交通运行行为时，如果导致他人损害发生，他仅能通过证明法定的免责条件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而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除自己的责任。
作为一种责任分配理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真正作用不是解决责任的归属，而是解决损失的分担（loss distribution）。 严格责任抛开了过错的问题，责任的追究与侵害人有无过错没有关系，只要其行为带来了损害，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免责条件
刘新辉先生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必须是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笔者认为，刘新辉先生的观点失之偏颇，它既没能反映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又不能全面反映现实，还可能造成概念的混淆。在1866年Fletcher v. Rylands一案中，Blackburn法官首创严格责任，此后在英美侵权法中，学者提出的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原告的过错、原告的同意、第三人的行为和制定法的授权。 后不可抗力、第三人行为、制定法授权在英美侵权法中逐渐不再成为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 但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颇为复杂，且时有变化。如果将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硬性规定为单一的“受害人故意”，将使大陆法系国家大量的符合严格责任精神要旨的立法例由于所谓的免责条件不适格而无法准确归类。
（三）严格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关系研判
学界名家对严格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两个概念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的大陆多数学者在严格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无过错责任概念。据张民安先生考证，我国大陆绝大多数学者将无过错责任等同于英美法中的严格责任和大陆法中的危险责任，在严格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无过错责任概念，实际源于我国台湾民法学者的观念（我国台湾民法学者大多将无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完全等同），而这犯了以讹传讹的错误。 实质上，大陆法系无过错责任是国家对受到损害的臣民所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和共同责任，它并非属于侵权行为法所调整范畴，而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畴；我国大陆绝大多数学者所论及的无过错责任概念实际上是指严格责任和危险责任。 而且，我国大陆许多学者常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概念混用。
有基于此，笔者在行文中采行“严格责任”概念，否弃“无过错责任”概念。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定义应为：“道路交通侵权责任的追究不考虑侵害人的过错问题，只要其行为形成损害结果，侵害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此定义与我国大陆多数学者论述的“无过错责任”定义相同，近期在法学界人士论述的概念选择中，前者似已有取代后者之势。
须注意的是，在英美法中存在有独立的有别于大陆法的无过错（失）责任原则概念。在何勤华先生主编的《美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无过失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与严格责任存在明显不同；依据严格责任，当被告造成对原告的某种明显损害时，被告应当负责，而不必考虑被告的故意和过失程度，但允许加害人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和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害而主张减轻或免除责任。然而，“无过失责任”既不考虑加害人过错程度，亦不考虑受害人过失。
而依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英美法无过错（失）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涵义为：“一般而言，在英美法中，人身伤害或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取决于能否证明损害系在行为方有过错，即故意或过失的情势下所为或任凭发生，及实施的不法行为或懈怠行为。然而，在一些诸如工人损害赔偿之类的案件中，法律规定如果人身伤害是由雇佣所致或在雇佣过程所致，雇主则应负赔偿责任，而无需有关过错的证据。随后，关于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尤其在公路交通事故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以确保受害者在即使无法证明行为人过错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赔偿的设想得到竭力主张。在刑法中，一般规则是刑事责任的成立要求犯罪行为者故意或放任地实施犯罪行为，但在其他许多案件中，责任的成立则不以这些心理因素或能被称为过错的因素的存在为前提。”
笔者认为，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这一权威定义，英美法中的无过错（失）责任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虽表述相异，内涵应基本等同。
（四）严格责任原则与过失相抵关系研判
过失相抵，是指在因债务不履行或侵权行为发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场合，受到损害者，即债权人或者受害人方也有过失时，法院考虑这一情况减少损害赔偿的金额。在欧美，虽然并非本来意义上的相抵，但英美的“比较过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欧洲大陆国家的“双方过失（德Mitverschulden；法faute commune）”的概念也发挥着同样的机能。 过失相抵原则有两个要件，一是受害人有过失，二是受害人的过失行为须助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在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法严格责任原则的调整范围内，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归责的范围内不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因为既然严格责任原则调整的侵权行为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行为人的过错，那么对事故受害人的过错也无理由进行过失相抵。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相抵原则是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调整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严格责任原则适用过失相抵。因为依据严格责任原则定义，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并非绝对地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其仅是在“侵权责任追究”的角度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并且严格责任原则仅是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的过错”，并未限定为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一切行为人”的过错。有基于此，若道路交通事故采行严格责任原则，其应可适用过失相抵。理由是，过失相抵“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是基于“减轻侵害人责任”的角度而非“侵权责任追究”的角度，其考虑的是并未被严格责任原则定义所排斥的“受害人的过错”。故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内应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二、诸种学说
（一）中国大陆主流说
梁慧星先生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应实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的法律依据有三：
1、报偿责任理论，即“利之所存，险之所担”；该理论肇始自罗马法“获得利益的人负担危险”这一法谚，由于道路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当事人是机动车运行利益的直接获得者，所以由其承担运行中所发生事故带来的损失，符合经济理性原理与民法公平、合理原则；2、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机动车保有人对机动车这一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具有直接的控制力，因此若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机动车保有人很可能存在控制不力的因素，故有必要通过严格责任的施行来促使机动车保有人保持高度谨慎的驾驶义务；3、危险（损失）分担理论，即道路交通事故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应当由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全社会成员分担其衍生的损害。若由机动车保有方承担事故损失，其可通过提高运费与责任保险的形式，最终将损失转嫁给整个社会，由全社会成员来分担道路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害。
梁慧星先生的“三依据”说为大陆民法学界支持严格责任原则的主流学说。
（二）西方通说
西方多数学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与以过错为基础的侵权责任相比，有以下优势：1、比后者更能达到有效的威慑作用；2、增加了受害者能够获得补偿的机会；3、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防止夸大损失或者将损失转嫁给富人（“deeper pockets”）；4、可以确保从危险活动中得利的人赔偿因其危险活动而造成的损失；以及5、比过错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日本有力说
日本著名学者加藤一郎认为，作为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的根据，可以有报偿责任、危险责任（危殆责任）、原因责任、具体的公平主义等等，其中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最有说服力。1、报偿责任主义之思考方法为：利益之所在即为损失之所归。在利益的产生过程中，如果造成他人损失的话，从该利益中作出赔偿，这是公平的。在这其中，存在一个限度是正当的，在这一思考方法中，加害者仅以其所获得的利益为限作出赔偿，损害若超过利益的范围的场合，就不能获得救济。在此，若这样认为的话，还必须借助于危险责任的其他原理。 2、危险责任主义，是指危险的管理者，对于由此而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在此，对于危险物的管理者来说，是对其课加了强度的注意义务，特别是绝对的注意义务所产生的造成危险者，对此危险应负绝对的责任。这一思考方法也是正当的。因此，作为无过失责任之根据，和报偿责任相比，危险责任也是有力的根据。
加藤一郎先生认为，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以外的根据，作为无过失责任论的根据，并不重要。例如，原因责任主义所主张的，由于物品设施等所造成的损害，作出这一原因的人，必须赔偿由此而产生的损害，实际上的产生的结果和危险责任相似。此外，所谓的具体的公平正义，认为损害不能仅由加害者或被害者一方负担，而须对应具体的事情在两者之间作公平的分担，但是问题在于，所谓“具体的事情”指什么，仅仅根据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负担责任的依据。
在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的支持学说中，加藤一郎先生的报偿责任与危险责任学说在日本为有力说。
（四）其他学说
此外，支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学说还有偏差说、损失补偿说（保护弱者说）。
偏差说认为，偏差(errors)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神经和智力的缺陷，道路交通事故是人自身偏差缺陷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概率事件，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并无过错可言，不具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有基于此，道路交通事故应采行严格责任原则，并用“偏差”概念来取代加害人的“过错”概念，以从客观合理的角度实现事故发生后有效救济的目的。
损失补偿说（保护弱者说）认为，侵权行为法应注重事故损失的有效补偿，而不应拘泥于事故当事人行为的可归责性；因此法律应倾向于保护受害者一方（通常在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使损失由通常具有承担能力的侵害方（不考虑其过错）做出补偿，从而使事故损失能得到全面及时地补偿。
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Grissell v. Hausatonic”一案时认为“虽然被告没有过失，但终究是他导致了灾害，事故发生后，如果无辜的双方必有一方不免受损失时，与其令无行为人承担，不如让行为人承担更为合理”。
该判例所体现的学说理念亦倾向于支持严格责任原则。
三、相关立法例、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