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珠海市涉港澳事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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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了比较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从理论上看，只要是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应该依法予以排除，但司法实践并非总是如此完美。新刑诉法第54条第2款规定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可非法证据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合法地“钻进”起诉意见书、起诉决定书和判决书，冠冕堂皇地成为定案定罪的依据。就刑事案件而言，起诉意见和起诉决定固然重要，但庭审更像是案件的“总闸”，所有证据都会在法庭上“公开亮相”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只有在庭审环节经受住“考验”才能最后成为定案的证据，案件才能尘埃落定。所以，检察官如何在庭审环节应对和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确保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首先要准确理解非法证据的概念。新刑诉法第48条规定的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八类，无论是哪一类证据，证据原本只是一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本身并没有合法非法之分。非法合法之说，是就证据的收集方法而言，是基于收集方法的不同而对证据所作的一种人为划分。所谓非法证据，就其本质而言，指的是非法获取的证据。何谓“非法获取”?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比较典型的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规定，其含义是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而我国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可以从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两方面来理解:从实体标准上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即口供以及物证、书证，口供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除此之外，都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从程序标准上看，口供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必须是在获取的方法上属于非法，而“非法”的程度又有轻有重，有一般的违法和严重的违法，一般违法获得的证据只能说是有瑕疵的证据，不应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一律予以排除，只有那些严重违法获得的证据才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当予以排除。而书证、物证，只有在其获取的方法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且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而又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才予以排除，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排除。虽然这一规定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的规定相比尚有不少差距，但从历史视角看，我国刑诉法正逐步接近国际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实践中应特别注意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具体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有关刑讯逼供立案标准所列举的非法手段，即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或者是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即所谓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中的“等”字，应理解为是与刑讯逼供这一手段程度相当的行为。

其次要细致部署庭审策略。从某种程度来说，公诉人在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将直接影响庭审的效果，甚至决定案件的胜败。因此，为了使案件在庭审时尽可能不出现意外，公诉人应当事先仔细审阅案件的全部事实证据，一旦发现有非法的言词证据或实物证据，应主动通过合适的程序予以排除。为了尽早发现非法证据，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还应充分聆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耐心观看相关的全程录音录像，在确认不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况下，再精心预设辩护方的辩解和质疑、谨慎部署公诉的技巧和策略等，尤其要特别注意案件中出现的细节问题和相关知识，这样才能在庭审时做到胸有成竹、知己知彼，沉着应战。

最后要积极调动相关证人。在英美法系的抗辩式诉讼模式下，庭审有如没有硝烟的战场，法庭辩论激烈精彩，交叉询问的成功与否对案件的胜负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的庭审虽没有英美国家那么激烈，但为了排除有罪证据中分量比较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有时候被告人和律师也会施展各种手段。在法庭上公诉人不但自己要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给人留下一个正直、可信的形象，而且要鼓励相关证人从容应对辩护方可能提出的种种刁钻问题;既要统筹兼顾事先协调好每一个证人证言的作用，又要随时调整应战策略，根据辩护方提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和理由，一一进行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应答和说理。但是，如果辩护方提供的线索或者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该证据确实属于非法证据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可能性的，公诉人也应当坦然地接受被排除的结果。总之，公诉人在法庭上，应表现出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的神态，并尽可能自始至终地发挥积极主动性，如必要时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或不能当庭举证时，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庭审时，无论是依照哪种程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都要承担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责任，而作为辩护方，是不承担任何证明证据是非法收集的责任的，相反，他们只是有权利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证据。当被告人出现当庭翻供时，如果是检察机关自身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因整个讯问过程都采用了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公诉人只要提供讯问笔录、现场播放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结果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也就一目了然。

如果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在目前不少地区还没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只能提请法院通知有关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但法律并没有对有关人员拒绝出庭作证规定什么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在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下，公诉人一定要事先做好侦查人员或相关人员的工作，除了动员劝说其出庭外，还要告诫其在法庭上切不可撒谎。因为侦查人员的诚信问题事关重大，从常理来分析，即便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曾使用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口供，他当庭一般也是不愿承认的。这不仅会影响个案正义的实现，也会对整个司法的公信力产生极坏的影响。如果老百姓认为一个公职人员竟然当庭撒谎，长此以往，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侦查人员在法庭上被人怀疑撒谎、其诚信受到极大损害时，公诉人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一个已起诉到法庭的刑事案件，其证据不可能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口供，只要其他证据仍能环环相扣、互相印证，保证了结果的唯一可能性，即使经过法庭审理，口供被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情形而被排除的，公诉人仍可以取得庭审的成功，正如新刑诉法第53条中规定的: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09〕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有效的应对方针和一揽子计划，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增多，总体形势趋稳向好。同时也必须看到，巩固和发展趋稳向好的形势，需要做好在较长时间内应对各种困难和复杂局面的准备。在此期间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些已经转化成行政纠纷，有的还呈现出突发性、群体性、极端性的特点。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及时妥善化解行政纠纷，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方针的贯彻落实提供司法保障，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现就当前形势下人民法院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觉服从、服务于“三保”大局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特殊困难时期，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要更加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要准确把握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社会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认真研究特殊困难时期政府行为的特点和方式，深入了解当前形势下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密切关注新类型行政纠纷的动向和态势，积极探索为“三保”大局服务的思路和办法。要把落实“三保”方针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目标，把有利于实现“三保”目标作为评价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

　　要妥善处理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保证各项应对措施落实到位，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因权力违法滥用而受损，更要着力避免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

　　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增强为大局服务的意识，认真审理好因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要深刻领会党和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全面了解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背景，密切跟踪分析形势，及时调整行政审判为大局服务的思路和方法，注意克服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倾向。

　　要着眼于科学发展，本着有利于实现“三保”目标的原则，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和判断。对于行政机关在拉动内需、促进企业发展、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压缩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实施的各项行政行为，在坚持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依法维护和支持。

　　对于因行政指导或政策调整而引发的案件，既要注意保护各类企业的信赖利益、公平竞争，促进政府诚实守信，也要考虑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情势变更因素，充分考虑特殊时期行政权的运行特点，妥善处理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要依法慎重受理和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正确处理公开与例外的关系。既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政务公开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又要注意把握信息披露的时间、对象和范围，保证政府信息公开不危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正确处理适用法律与执行政策的关系，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坚持法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法律标准与政策考量相结合。在对规范性文件选择适用和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充分考虑行政机关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在法律框架内适当采取灵活措施的必要性，既要遵循法律的具体规定，又要善于运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解决个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并不与上位法和法律原则相抵触的应对举措，一般不应作出违法认定。

要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那些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

四、主动建言献策，促进依法行政，不断强化行政审判的服务功能

　　要高度重视法律服务工作。积极参与党委、政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出台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研究论证，主动提供司法意见和法律咨询，积极为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协助行政机关完善各项制度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争议。

　　要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工作。对于个案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书面报送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为领导决策和改进工作提供参考。

　　要高度重视立法建议工作。在审判活动中发现现行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确实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无法满足应对金融危机需要的，应当通过法定程序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

　　五、改进和加强非诉行政案件审查执行,确保各项应对措施落到实处

　　高度重视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密切相关的行政行为的非诉执行工作，对于行政机关和权利人依法提出的非诉执行申请，人民法院要尽可能缩短审查期间，及时审查，及时执行。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可以依法先予执行。确有必要采取保全措施的，一般应当准许。在掌握非诉执行的审查标准时，要充分考虑应对金融危机和服务“三保”的特殊需要，不过多纠缠细枝末节，切实保证行政效率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及时救济。

　　六、畅通行政案件受理渠道，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

　　进一步增强为党委和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依法及时受理行政案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行政诉讼立案工作，不得随意限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得额外增加受理条件。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行政诉讼立案监督，对于符合立案条件不予受理的，及时予以纠正，防止因当事人告状无门而到处上访，激化社会矛盾。

　　七、高度重视民生类案件的审理，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要积极参加“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高度重视涉及民生的各类行政案件的审理，大力提高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通过公正、快捷的审判，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依法审理好因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振兴经济政策引起的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案件。在确保国家重点项目推进的同时，始终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或者因立法滞后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合理补偿。

　　依法审理好农民工返乡后因土地、林地、草原等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行政案件。既要注意维持承包经营法律关系的稳定，也要依法保护返乡农民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益。

　　依法审理好行政给付类案件。用好用足现行法律规定，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对起诉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基本生活保障费等案件，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先予执行。

　　依法审理好因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而引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正确把握法律规范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注重维护劳动者实体权益。在涉及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和工人工资的金额认定方面，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准确把握证明标准。行政机关认定的基本事实成立，但在相关金额计算上存在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确定相应数额。

　　依法审理好劳动执法案件。对于劳动部门申请先予执行对恶意欠薪逃匿企业责令发放工资等处理决定的，要及时立案审查，尽快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保证劳动部门处理决定的及时执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八、注重行政审判协调，建立健全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

　　要善于运用协调手段有效化解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协调、和解机制贯穿行政审判的庭前、庭中和庭后全过程。协调过程既可以由法官主持，也可以委托其他机关和个人主持。下级法院协调处理案件存在困难的，可以请求上级法院予以协助。要通过推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为协调、和解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要关注撤诉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防止裁定撤诉后和解协议得不到及时有效执行而引起新的争议。

　　要探索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协调平台，形成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通过制度化的良性互动机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形成协调、和解的合力，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

　　九、丰富和创新行政诉讼裁判方式，快速有效化解纠纷

　　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法律规范释明、诉前风险提示等措施，加强诉讼指导，避免连环诉讼、重复诉讼，使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稳定，使各项应对举措发挥实效。

　　充分发挥行政诉讼附带解决民事争议的功能，在受理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的行政裁决、行政确权、行政处理、颁发权属证书等案件时，可以基于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要正确处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防止出现相互矛盾或相互推诿。

　　要注意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促进案结事了。对于行政裁决和行政确认案件，可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直接就行政主体对原民事性质的事项所作出的裁决或确认依法作出判决，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以及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要尽可能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不宜在判决书或判决主文表述的内容，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加以明确。

　　十、更加自觉地依靠党的领导，接受人大的监督，切实加强对下指导

　　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审理与应对金融危机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有关的行政案件，与全局和大局的关系更加紧密，政治性和政策性更为突出。各级人民法院更要自觉地依靠党的领导，接受人大的监督。

　　要坚持大要案报告制度，特别是涉及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重要政策，或者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的案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和上级法院，上级法院要及时给予工作指导和业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