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国土开发整治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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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张兆松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与工作发展需要有距离，法律援助服务能力与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有距离。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 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 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代理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2002年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2004年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2005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 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 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 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1年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200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 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 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2003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 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 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 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八)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惠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惠府〔2010〕6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业经2010年4月27日十届12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惠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2010年4月27日十届120次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高效政府，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惠民之州”。
　　三、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和绩效管理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五、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工作。常务副市长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六、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秘书长协助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安排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九、市长出国访问期间，由市长指定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代行市长职务。
　　十、各局（委员会）实行局长（主任）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的政策规定，以及市政府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市审计局在市长和省审计厅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
　　市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凡属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应积极主动完成；工作有交叉的，主管部门应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协助。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以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惠州建设成为珠三角东部现代化经济强市和广东省现代石化数码产业名城。
　　十三、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十五、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制度，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全市预算、贯彻中央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规范性文件和重点规划、市级政府投资计划、重大项目及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外大额财政支出、重大资产和资源处置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八、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应该经过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县、区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凡涉及机构、编制及经费问题的，要严格控制和把关，除有关专门文件外，其他政府规范性、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对机构、编制及经费问题作出规定。
　　十九、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进行调查研究，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经集体讨论后决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二十一、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家、省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要求，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修改或者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措施或决定。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都要向社会征求意见。
　　实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发现问题的，应及时修改完善。
　　二十二、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由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应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事先请示市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市政府批准。
　　市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前，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就是否符合上款规定进行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三、提请市政府讨论和审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四、规范性文件应当定期清理，确保国家法制统一。
　　二十五、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七、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二十八、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及省、市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二十九、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案。
　　三十、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一、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三十二、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征询和听取县、区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和加强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信访制度，坚持市长接访日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督促处理有关信访反映的问题。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基层和企业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三十九、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制度。
　　四十、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委员会主任）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决议；
　　（二）总结、研究、部署市政府的阶段性工作；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四）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五）通报国内外形势，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战略性部署。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举行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一、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其他成员、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决议以及领导的重要批示；
　　（二）讨论通过报请省政府和市委决定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通过提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议案、议案办理方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四）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五）讨论通过以市政府名义发布的决定、命令和政策性、规范性文件；
　　（六）讨论重要的规划、用地、财政支出和政府资源处置事项；
　　（七）市长认为有必要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建立学习制度，定期进行社会管理、廉政教育、法律知识和科技创新等专题学习，每季度举行一次为期半天的学习活动，邀请有关专家授课。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有关领导、市政府督查办主任、市发展改革局局长、市监察局局长、市财政局局长、市法制局局长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需要列席会议。
　　四十二、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其他成员、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可安排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领导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上级和市委、市人大决定（决议）和领导重要批示，通报和贯彻落实上级重要会议精神；
　　（二）研究讨论市政府专项重要工作；
　　（三）通报分析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态势，研究部署全市阶段性工作；
　　（四）研究市政府其他工作事项。
　　四十三、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协调、审核后提出，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确定。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准备、会务组织、会议纪要起草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四十四、市政府领导同志如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向市长或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请假；市政府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列席人员请假，由市政府办公室汇总后向市长或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报告。
　　四十五、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纪要，由秘书长、常务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以上会议决定的事项或其他常规事项，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的，由秘书长签发。以上会议决定的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办负责督办，并定期将落实情况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公开的，应及时送新闻媒体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市长审定。
　　四十六、各副市长分管的工作中，需要与有关部门和县、区政府研究或协调解决的问题，由分管副市长主持召开工作会议解决；必要时，可委托秘书长、副秘书长或办公室副主任召开工作会议协调解决。
　　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副市长签发，或由受委托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或办公室副主任核报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工作、比较重大的或涉及财政经费开支和政府资源处置的，由常务副市长或市长签发。
　　四十七、精简和严格控制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召开全市性会议，必须严格按《惠州市政府系统召开全市性会议审批办法》报批。
　　传达贯彻省政府部门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总结部门业务工作的会议，由各部门召开。应由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一般不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到会讲话，不邀请县、区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全市性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每年年初制定计划，并按计划安排召开。全市性会议应按照高效节约原则，尽量精减参会人员，压缩会议时间和控制经费开支，尽量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四十八、各县、区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在抄送件上直接批示意见。各部门向市政府请示事项，如涉及其他部门职责，应先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简要说明协商情况，将各方理据列出，并提出办理建议报市政府。
　　四十九、各县、区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规定程序和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务，由市政府办公室直接转有关部门办理，办理部门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室反馈办理结果。
　　五十、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的命令，报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请示、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
　　五十一、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由市长签发。其中以市政府名义发出的函件，属于分管副市长职权范围内的，可授权分管副市长签发；常规事项的行文，也可授权秘书长、副秘书长签发。涉及其他副市长分管工作的，应会同有关副市长共同审核，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
　　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已有明确审批意见或其他常规事项，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的，可授权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
　　转达市政府领导对一般工作事项的批示意见，根据市政府意见对一般性请示事项的答复或通知具体事项，印发局部性、阶段性的具体工作通知，函复和商洽具体事项等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由秘书长签发，可授权副秘书长或办公室副主任签发。
　　五十二、凡属计划外投资、财政经费开支和政府资源处置等方面的问题，应按程序报主管副市长审核或审批。重大投资、支出、资源处置和机构编制事项报市长审批。
　　五十三、由市政府办公室正常呈批的文件，领导审批时应明确批示意见，划圈、签名、签阅均视作同意；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的，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的意见为准。
　　五十四、控制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市政府分管领导召开部署常规性工作的会议、未作决定或时效性短的协调会议，以及定期召开的例会，除确有需要外，原则上不发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凡国家和省发布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较强的操作性，可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市政府原则上不出台相应配套的规范性文件。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或报市政府批准后冠“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字样自行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第十一章 公务活动安排制度

　　五十五、为保证市政府领导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处理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除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各县、区，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以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各县、区，各部门确有需要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和其他事务性活动的，应事先书面（并附有关背景资料）请示市政府，由市政府办公室从严掌握、统筹安排。
　　五十六、市政府各部门涉及外事、侨务、港澳事务、台务的接待事项，需要市政府领导同志出面的，应将接待计划分别报业务归口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由市政府办公室统筹安排。外事、侨务、涉港澳活动，归口由市外事侨务局、港澳办统筹提出安排意见；台务活动，归口由市台务局统筹提出安排意见。市外事侨务局、港澳办、台务局审核时要从严把关。
　　五十七、境内外新闻记者要求采访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协调、安排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其中境外新闻记者采访，归口由市外事侨务局、港澳办、台务局以及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按有关规定把关，提出意见送市政府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十二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市政府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个人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事先向市政府报告。
　　六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六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六十三、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督促检查，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六十四、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而发的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六十五、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六、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报告和请销假制度。副市长、秘书长离开惠州、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副秘书长离开惠州、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分管副市长和秘书长。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开惠州、出差和休假，应事先向分管副市长请示报告，并同时报市政府办公室。
　　对市政府召开的会议和举办的其他公务活动，各部门负责人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须提前向市政府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其他人代替出席。

第十三章 附 则

　　六十七、市政府派出机构、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六十八、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08年11月3日印发的《惠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同时废止。